首都是国力的象征城市。 在秦朝之前，首都通常聚集了一个国家大部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 因此，京城被敌对势力攻破，国家灭亡。

　　因此，京城的选择往往是新兴王朝的重中之重，牵一发而动全身。 除非有重大变故，否则绝对没有理由随意迁都。 然而，在商代，迁都几乎是“随随便便”的事。

　　

　　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从第三任君主太康到末代君主夏桀，都城都在都城。 不过，商代都城有“前八后五”之说。

　　所谓“前八”，是指商代开国前，从始祖齐到商汤灭夏为止的八次迁徙。 又迁都。

　　

　　当然，这五次可能还有遗漏，因为在殷墟考古的近100年里，直到武丁时期，只发现了甲骨文和相关遗迹，并没有出土文物。盘庚、小新、小义。 .

　　这也意味着，历史上商代资本迁移的频率很可能比文献记载的还要多。

　　商族起源于我国东北辽宁西部。 直到定都安阳（殷墟）时，殷商贵族的墓葬还保持着头朝东北的葬俗。 商代建立之前，中原地区还没有虎形青铜器。 殷墟发现的东北虎的形态也证明了商人的发源地是东北。

　　

　　因此，齐国八次迁都唐，可以看作是商部向中原南下的战略转移，目的是发展壮大。 这也符合新石器时代以来民族迁徙的基本规律。

　　目前考古证实，公元前1750年左右，中原的统治核心就在伊洛平原，这里发现了夏文化的中心地带——二里头遗址。

　　商文化的考古遗迹由河北漳河流域的夏启元文化（商前）、郑州、兖石的二里岗文化（商代早期）和安阳的殷墟文化（商代晚期）组成。 从河北到中原腹地，清晰地描绘了商从方国到王国的转变。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公元前1560-1520年），二里头遗址已从都城沦为普通聚落，而近在咫尺的郑州商城和晏市商城则顺势崛起，复杂宫殿建筑和青铜建筑。 礼器，见证新兴力量的初生光彩。

　　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是两个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文物。 这个时间顺序证实了史书记载的夏商鼎革事件。

　　

　　也就是说，此时以商汤为代表的商部落已经攻占了中原核心地区，建立了以商为核心的新统治秩序。

　　据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城墙周长近七公里，开挖土方170万立方米，夯土方87万立方米。 以每天有一万人筑城来计算，一座这种规模的城墙，也至少需要八年的时间。

　　郑州商城是否是商汤的原博都，目前尚存争议。 但郑州商城的庞大规模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商朝在早期确实有意在中原腹地建立长期的都城。

　　

　　但奇怪的是，从商朝第十任君王中鼎开始，商朝又开始了游牧迁徙。

　　据《史记》记载：“钟鼎即位，由渤迁萧，何丹甲由萧迁丞相，祖以升为庇护，南庚由庇护迁燕，盘庚即位，自燕迁北蒙古，称殷”。

　　萧、湘、燕的位置没有超出鲁豫两省的范围，但总体方位是由南向北，从中原腹地到豫北安阳，直到周武王灭纣为止殷商灭亡。

　　

　　对此，著名先秦史专家郭景云曾提出质疑：“从地理上看，从郑晏到殷墟的路线，不符合文明变迁发展的趋势。郑衍的地理位置、土质、气候等环境条件，都比殷墟更适合耕种。”

　　钟鼎生活在商唐时代之后的一百多岁。 此时的夏朝早已灭亡，再无复兴的可能。 那么，作为一个农业政权，商朝为何要放弃广阔的伊洛平原，转而迁往土地相对贫瘠的安阳呢？

　　

　　关于商代频繁迁都的原因，目前最直接的记载来自《尚书·盘庚》：“今吾民纷乱分离，无定极”。 东晋梅懿在《孔传古文尚书》中解释说，“水泉溺，故隔而隔，无安定”。 从此，“洪水论”成为最有影响的说法。

　　然而，这个说法却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既然商朝都城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为什么盘庚提出迁都会遭到贵族的抵制呢？ 如果是因为洪水迁都，为什么有5次之多？ 难不成是洪水在追逐商朝的都城？

　　

　　考古表明，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伊洛平原并未发现洪水泛滥的迹象。 在盘庚之前，唯一遭受过水灾的君主就是祖乙。 据史书记载，“祖仪崩于庚（河水所毁）”，但这场洪水直到祖仪的孙子南耕才造成商朝迁都。 千衍，这一时期，三世五王相隔。

　　武丁年间也有水灾。 殷墟出土的武定时期碑文“浣旗渣子城为祸”，明确提到洹水泛滥为殷都之祸。 但众所周知，武定时期的商朝都城一直在安阳殷墟，并没有发生迁徙。

　　

　　这恰恰说明商朝迁都并不是为了躲避洪水。

　　那么商朝为什么要不断迁徙呢？ 他们害怕什么？

　　先看《史记》给出的线索：“殷之道衰，诸侯未至……太武兴殷，诸侯归……和泉甲时，殷衰落……祖乙时，殷复兴…………阳嘉帝时，殷衰落……”。

　　可以看出，商汤之后的商朝并没有像后世大多数王朝那样经历从诞生到繁荣再到衰落的抛物线式发展，而是一条在盛衰之间反复变化的曲线。

　　

　　为什么会这样？

　　司马迁总结说：“自仲定以来，废其子而立弟子，弟子或争相立。” 他称之为“九世之乱”，即商朝继位之乱，导致其反复兴衰。

　　但这大概是后人将“父死子继”的模式套用到商朝得出的结论。 其实，商朝的皇位继承，本来就是“兄弟兄弟”和“父子”的结合。

　　

　　据出土甲骨文记载，钟鼎死后传给弟弟外仁，外仁死后又传给弟弟何丹甲。 旦甲之子，甲骨文更正），祖乙死后，皇位传给了儿子祖信，祖信死后，皇位又传给了弟弟窝嘉。 窝甲之子南庚。

　　可见，在所谓的“九次之乱”期间，商朝的皇位代代相传，非常有条不紊，没有发现任何“乱象”。

　　

　　显然，因乱搬迁是不真实的。 那么商代频繁迁都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据北京大学震旦古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在郑州商城和兖石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占15%，礼器占80%。 是燕墟的数倍。

　　

　　此外，早期商代遗址发现的人祭数量通常为个位数，而商代晚期殷墟发现的人祭数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还包括蒙古人、太古黑人、高加索白人和爱斯基摩人种。 ETC。

　　由此可见，商朝的每一次迁都，都伴随着军事战争的繁荣和国内服务区域的扩大。 也就是说，商代迁都是有军事目的的，那就是扩大版图。

　　

　　这一考古发现也为《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所证实。

　　钟鼎迁萧（今河南郑州），伴随战事“征兰邑”（今晋东南），和权甲迁丞相（今河南内黄）“征伐半方” ”（在今山东曹县）），迁至燕（今山东曲阜），“征丹阳戎”（山东曲阜西）。 义。

　　商代在人力物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向外发展扩张。 这种扩张不是派兵出征，而是直接迁都到邻近地区去征服。 有点像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的五次远征。 莫北的意图。

　　

　　但商朝迁殷后，因东夷问题未解决，并没有再次迁都。 一直到末代国君纣王在位，商朝出兵的主要方向还是东夷、淮夷。

　　因此，迁都恰恰是商代军事帝国的独特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