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文士们似乎不太介意去别人家蹭饭。他们的心灵敏锐，对耻感的反应比其他人强烈，大多数宁愿挨饿也不吃“周粟”。然而，在那段时间，他们确实喜欢举办派对和宴会，经常去财主家白吃白喝。这场面上充满了豪放与快乐，有些文士甚至会大快朵颐，有些则笑容满面。这种情况下，宾客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共享食物的大同世界。

在那个时代，一位名叫朱承彩的人因为有钱而被尊为“汗漫使”，他家的财富源源不断，但却不存私蓄。他的生活中总是欢迎文士和妓女来访，并且定期举办盛大的宴会。在一次秋天的派对上，他邀请了来自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余位学者，以及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女一起欢饮。

即便有金銮之家准备好庆祝喜事，却有人选择到这里来蹭饭，因为他们认为，与大家共同享用食物更有趣。此类活动往往持续通宵达旦，为期几日，每种形式都尽力展现：歌舞、诗画、驴叫或嚎叫，“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拭，以须宴集，如举子望走锁院焉。”

王伯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考过一次科举考试未能通过后，便决定再也不参加，而是专心写诗并混迹酒局。当有人组织派对，无论是否收到了邀请，他都会带着一张嘴和一副肚皮去参与。那时候，他经常不回家，也许只在发布告示说：“王伯稠，你妈妈喊你回去吃饭。”但他还是不会回来。

这个王伯稠长得英俊潇洒，被誉为才气横溢。他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自给自足也能过得很好。但他却总是不带分毫到别人的家里去吃饭，不管是熟人还是生人，只要开餐，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坐下来大快朵颐。一边吃，一边听见喉咙里的嘎嘎声响，当筷子扔掉走出门时，从头至尾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王伯稠曾写了一首《凤凰》的诗，这可能是在自我表述：“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椟椟鸣赤霄，如奏钧天回。举世那得见，百鸟安敢猜。”

晚明时期这样的风格确实很多，他们既不投身科举制度，也没有追求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或是在缙绅间游荡，或是在财主家的门庭若市，或是以卖诗卖画为生，比如吴扩人，他品行并不低下，其诗名远扬，却“以布衣游缙绅间，以衣冠白巾吐音如钟。”无需为了获得口粮而刻意奉承权贵，只因享受了之后，就像傥论般地说：“花晨月夕，诗坛酒社，我与宾朋谈宴声妓会集。”

林春秀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兼微末诗人的例子，他虽贫穷却爱死喝酒，一日没喝酒就难以生活，所以他就去了别人的家蹭酒喝。他有一位朋友郑铎，是个富裕的人，每天给他送酒，让他醉倒狂呼骂，而郑铎竟然从未气恼过，即使三十年如一日照样如此陪伴林春秀，无怨言无悔恨，这份慷慨超凡谁能匹敌？

晚明时期商界人物的地位比以前高，加之商业化程度提高，使得文人们能够得到更多支持。而当时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阳明先生（王守仁）对于这一点表示赞赏，将士农工商并列视作平等无高低，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氛围，使得蹭饭成为一种可接受的行为方式之一。

李渔常常带着全家的打秋风，在民间寻找食宿和资金支持，而金圣叹则在清初借了千枚银票，然后挥霍完毕，不仅未还，还抢夺别人的美味佳肴，这种态度极易让后代感到不可思议，但它可能正反映出晚明文化中的某种特质，那是一种轻松愉悦与放纵随性的生活态度。在那个时代，它显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过，对于那些习惯于更加严肃规矩的人来说，这样的风俗仍旧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