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文士们似乎不太介意去别人家蹭饭吃。他们的心灵敏锐，对于吃的东西有着强烈的耻感，通常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但在那个时代，他们却热衷于参加派对和宴会，不论财主还是缙绅家的邀请，都乐于前往大快朵颐。这些派对上，文士们与财主、缙绅共同享用丰盛的美食，就像是共食的大同世界。
朱承彩这类宗室后裔，有钱又不私蓄，他经常召集文士和妓女到自己家中饮酒作乐，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更是举办盛大的聚会，与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多位士子共进晚餐，还请来四十多名妓女助兴。
金銮者之家原本应该为喜事而设席，却有人从他家蹭饭，这些人说：“在你家的筵席上吃饭，比在外头蹭饭还要有趣。”就像李渔这样的文人，他带着全家到处打秋风向人借钱借物，从不脸红羞涩。
王伯稠这种品质的人很多，他们既不考科举，也不投身商业或缙绅圈，而是专注写诗混迹酒楼。他对于派对无所谓，无论是否受邀都能带着肚皮去参加，还能唱个“莲花落”，即使没有分毫费用，也能大快朵颐。
林春秀虽然穷，但也爱喝酒，有朋友郑铎给他准备了一只刻字“云波”的酒杯，每天送他去喝醉狂骂三十年如一日，这种友情实在难以寻觅。
晚明时期，文人与财主之间，以及寒士与缙绅之间存在一种特别融洽关系。资本主义萌芽，“阀阅之家”都不惜为贾，而著名文学家毛晋既是文士也是书商，冯梦龙则是亦商亦士，他们赚了钱，为富而仁，并乐意分享给文人们。王守仁认为“四民异业同道”，将财主、士子、农民、企业家并列，没有高低之分。这时候，即便傲慢往往由轻慢引发，但由于大家都看得起对方，所以吃个饭并不算什么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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