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名将的时代，文士们虽然也有脸皮黑厚者，但总体而言，这一阶层人格是比较敏感的，不太喜欢吃不劳而获的食物。文士的心灵敏锐，其耻感比其他人更强烈，大多数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接受周到的馈赠。但是在晚明时期似乎是个例外，他们热衷于举办派对，乐于去财主家里白吃白喝。在这些聚会中，人们放开肚皮大快朵颐，而被款待的一方则笑嘻嘻、乐呵呵地享受着盛宴，就像是一种共享的大同世界。
有一位明宗室后裔朱承彩，他家里有钱，却并不私蓄。他经常邀请文士和妓女来家中饮酒，一年一度还会举办一次大型派对，邀请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余位士子参加，并且还有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女助兴。即使有金銮之家的喜宴，也有人选择到这里蹭饭，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吃饭才有趣。
王伯稠这种人物在晚明时期非常普遍，他既不考取科举，也不追求事业，只是写诗混迹酒局。他只要收到任何派对的邀请，无论是否正式，都带上自己的肚子和好客心态，在别人的家中大快朵颐，即使发布告示让他回去也无动于衷。这个王伯稠虽长身材俊雅，但财产有限，只要有薄田自给自足，却常常不带分毫到别人家蹭饭。他甚至不会唱首歌或做首诗，最少也得唱个《莲花落》，但王伯稠只管闷吃。
他曾写过一首关于凤凰的诗，如同自喻：“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他能随时饮用非自己所有的事物，这种做派，在其他朝代难以见闻。而为什么晚明会出现这样的人，我们猜测也不知其详。
除了王伯稠这样的自由散漫者，还有一群文人，他们既不进入体制内讨生活，也没有投身商业，或是游走缙绅之间，或奔趋财主家，或写诗卖画，为生计所迫。如吴扩人虽品行高尚，有诗名却“以布衣游缙绅间”，并无刻意奉承之心；林春秀虽穷困潦倒，却爱喝酒至醉狂骂，不顾一切地去蹭酒喝，有朋友郑铎每日供给他酒，并制作了专用的“云波”杯号称“云波”。
这些文人的生活方式，与前朝截然不同。在晚明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商人们与文学界的人建立起了一种特殊关系：商人养文士，文士也欣赏商人的成功。这一点，与清初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金圣叹借了千两银子却挥霍一空，然后又抢白了别人的饭菜，以此来表现他的豪迈无畏，这样的行为在早前的朝代几乎不可想象，它可能也是晚明民间养士文化的一个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