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侯方域，是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的“海内名士争与之交”的“四公子”之一。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了我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广为人知。我自己写的《李姬传》也写出了李香的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
我还有一个贡献，是在《壮悔堂文集》中总结出了明末─也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通过基层结构的变化，走向没落的周期性规律。这一个规律可以称之为“良民淘汰制”。出现“良民淘汰制”，是因为税收加重，加兵力，加刑罚，加劳役，加水旱瘟疫，加官吏侵渔，加豪强吞并，百姓一而加者七。于是富裕的人们，就争相出金钱入学，他们和日后得了一官半职的人，还有做了吏胥的人都可以免除苛捐杂税。如果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逃避了的一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不难想像，接着有人会去做游民、会去出家，有人会投靠权势者当起了弄臣、狗腿子、甚至不惜当太监。不仅比较强悍的人被压迫急着要成为压迫者，只要可以逃避就干什么都行了。恶性循环最后，剩下的只有那些最没有办法的人们。
他们只能选择不死于沟壑，就只好相率为盗贼。然后天下大乱，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而与这个过程并行的是“良官淘汰制”，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封建集权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
然而，我顺治八年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这引来世人的评议。在我的晚节问题上，有些人批评说：“侯朝宗并无出家事，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如陈寅恪所言：“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将应乡试，但仅中副榜，以实出于不得已。”
‘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我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都是抗拒新政权之表示，一旦涉及科举，便难免罪戾。但对于我来说，从此除了思索一些问题，再次发挥文学才能，也许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意义。此番参加乡试，或许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骚扰，以便专心致力于研究学问和进行思索总结，为完成我的《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的撰写提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