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徐枋，是一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我的父亲，徐汧，在明朝时曾担任少詹事。我出生于江苏苏州，字昭法，号俟斋、秦余山人。在公元1522年，我踏入了这个世界，而在1694年，我离开了它。当我十六岁时，我跟随朱集璜学习，并于崇祯十五年中举人。在崇祯十七年，当明朝覆灭之际，我父亲以死殉国。而当时，他命令我不要跟随他一起去死亡，但我却想这样做。然而，他说：“吾不可以不死，如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所以，即使没有亲身参与国家的命运变化，我也选择了一生的隐居生活。
在父亲去世之后，我遁迹于山野田园之间，从不踏足城市。这段时间里，与宣城沈寿民和嘉兴巢鸣盛齐名，我们被称为“海内三遗民”。此时期，我更加专注于读书学习，不仅书法绘画有所成就，而且与外界也有所联系。记得有一次寄给王士祯一枚灵芝，为此他还作咏诗纪念。
尽管如此，当汤斌巡抚江南期间打听到我的住处后，他独自一人前往拜访，却仍未能见到我。当他在堂中诵白驹之诗，无奈离去后，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不久后，一位川湖总督蔡毓荣亲自写信求画，并夹带重金。但是我回信退还了金钱，没有给他作画，说：“明府是殷荆州，吾薄顾长康不为耳。” 一介书生，不善耕种，也不出仕做官，这就是我的隐居生活。
由于生活贫寒，最终导致我的二儿一女先后因饥寒交迫而逝世。而自己也常常衣食不继，“日食一饭一糜”、“冬夏止服一苎衣”。 三十七岁那一年，当大病缠身八十日、绝食六十日时，有郑三山先生来看望并用药起救活性命。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困境，因为很快又牵涉进“逋赋”案件，只好四处躲藏无定所，那时候已经是“家止四壁、薇蕨不供”。
尽管如此，即便面临这样的困境和挑战，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气节。据说当时有一头驴，它通人性，每次需要物品的时候，就将作品放在驴背篮子里，然后让它送往城市市场。一旦商品售罄，驴就自动返回。我因为这头驴而闻名于世，每次有人看到这头驴，都会惊叹：“高士驴至矣！”然后大家就会从篮子里取出作品，再添上必要的东西等待下一次送货。
直到临终前几天，还保持着刚强的心态，对宋中丞说：“若我死，请勿受其赙。”但最终还是由宋荦赠棺材给我家族，而家人却拒绝接受，因为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极其艰难。我无棺安葬，只好凑钱办完最后的事务。在生命的旅途结束之前，即使面对死亡，也依然坚持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