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这位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无儿女，只有义孙义婿争执不下，因此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在丧家陪吊数天的詹事府詹事陈浩，最终引起乾隆帝大怒，被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有清一代，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
嘉庆初时洪亮吉指出了“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士不知耻”。皇帝对此深恶痛绝，但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却未能挽回局面。当时他们所造成与希望的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当今民众并不尊崇这种行为。
首先，在鼎革之后尊王攘夷、忠君爱国失去了意义，这使得许多人的信仰体系崩溃。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那些既已失去信仰又无法保持自己独立精神的人来说，他们很自然地变得无耻起来。
其次，由于皇权至上，加上打压朋党的手段，使得文人们难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金圣叹被判哭庙到其他案件的大量发生，都显示出了一种极端残酷的手段，以摧毁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人。
最后，由于官僚体制导致了无耻现象。一方面赏罚升迁由个人好恶决定，一方面俸禄低不足以维持生活，又加剧了这一问题。此外，还有许多手段，如剪发易服等，让人才逐渐失去尊严。
总结来说，“士不知耻”的现象，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它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一些深刻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影响个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