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的学问追求与朝代发展历史的自然融合。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一批心无旁骛的专业人士和激励创造性工作的组织系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推崇柏拉图主义的“学社”,为专业人士交流科学信息和成就提供了场所,同时促进了科学兴起。
然而,在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最痛苦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他们纷纷建言反对空谈性命,提倡学问经世致用,但没有找到新的法宝,只是认定有用之学必当谋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东林书院等地的人士强调讲习结合、学以致用,他们针对空疏学风,大谈知行关系,但并未形成类似欧洲科学社团那样积极参与实践活动的情景。
在这个时候,“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成为呼唤,而不再是简单地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黄宗羲等人重视经验实录,但他们并没有以科学为志业,而是在绝望中才做出这种选择。重要的是,他们并非代表某种意愿的“压力集团”,而通常伴随着共同体“职业上的承认”。
因此,当我们讨论封建思想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思想不仅限制了他们个人的创新能力,也阻碍了整个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