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段被后人称颂的时期，那就是雍正皇帝执政时的反腐查缉。他的子孙们不仅没有因父辈的清廉而沾光，反而因为他们自己的一些行为，使得“无官不清”的传说成为了现实。
在康熙年间，官员中的贪污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臣，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以及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他们都以肆无忌惮的态度贪污和收受贿赂。民谣中流传着：“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康熙皇帝虽然曾经惩办了一批，并且表扬了一些廉洁官员，但他也发现自己的努力并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晚年的康熙更是心力交瘁，不再对肃贪事宜下太多功夫，他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利益来源，那么即使是家人和役吏，也无法生存，这种观点让各级官员更加放纵自我。
继承了这套体制的是雍正皇帝。他决心改革积弊，打击贪污，将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他要求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并追回赃款抄没家产。
雍正元年，即1723年，刚刚继位不过40天的皇帝便没有休息，而是一口气下了11道诏书，详述了官僚职掌及为官之道，同时历数了深入恶劣的情况，并要求采取一切手段去惩治犯罪行为、追补亏空、以及清查钱粮。
主管钱粮户部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最终发现户部历年实际亏空白银250万两。此外，还责令各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对钱粮的清理，让上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将军，下至道府州县印章官及武职参将游击等，一律接受检查，不分满汉，一律平等处理徇私之罪与贪者同罪。
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风暴几乎每天都有所发生，而且惩处越来越严厉。在雍正十年的末尾，全省府厅州县任期超过三年以上的人已难以找寻原因之一就是被撤职的人太多了。
雍正在地方上的革职追补、籍没家产引起强烈反应与震动，有人议论“朝廷重聚敛而惩盗臣”，民间斗牌甚至流行“抄家和”的打法。但面对非议，他并不动摇，说这是那些畏怕被抄没或参劾才造作此语，以希冀通过流言停止行动。
自从雍正三年开始，对于侵欺钱粮白银一千两以上者就照监守自盗律处斩，对于军饷案件则加倍加重。不准特赦，只要犯错，就要遭遇最严厨刑罚。而从雍正元年到九年之间，对全国各省进行的一系列关于钱粮的问题规模巨大，在整个清代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期间先后处理了几千名涉案人员，其影响力不可估量。
最后，在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因腐败被追究时，他们子的财产也不能幸免，被命令算账。雍正在其奏折中说：“这些人的子孙后代应该像他们一样贫穷。”
尽管如此，“宽厚宽恕”、“疏阔疎通”的形象相比之下，“铁面”、“肃奸”形象显得格外突出，但对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正确做法。当时记载称：“仓庑皆充实，积储可供二十余年的用”。当时很多评论者赞誉说：“若无雍正整饬，大清恐早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