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人物如杨继盛常被视为典型，他们一方面熟习古代儒家学说，一心报效国家；另一方面，又因过于教条、机械和片面观点而误国。面对复杂问题时，他们的简单化做法虽然出自善意，却往往导致国家错失更好解决问题的机会，给人民带来严重危害。

明朝处理与俺答求贡的前后经过，便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关于通贡与战争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他在父兄基业之上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最终成为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自元帝北逃以来，明朝与北方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稳定，时而交战、时而和平。此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南北方贸易交流。由于单一原始畜牧业使得蒙古族人民陷入极端困境，再加上生齿日繁用度日增，用度难以支持，使得手工业极不发达。而“必资内地以为用”，即只有依赖汉地物资才能维持生活。

要想得到汉地物资，只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和平方式，即贡市贸易；另一种就是抢掠。在北元瓦解之后，蒙古人早已丧失了进取中原的心思，对汉地唯一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资。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通贡还是打仗，都只是获取物资的手段，以成本低收获高者为准。

俺答采取了智慧之举——求贡，如果求贡无果，还会选择来抢。这位索多汗控制了蒙古右翼诸部，并多次伸出橄榄枝，但遭到了拒绝。在嘉靖二十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当时边臣们认为同意此请求无损，有益且只要边防不放松即可。但最终这个奏章未能达成，因为它被嘉靖皇帝打回去，让兵部再议，这次兵部则倾向于同意边臣意见。不幸的是，这个决定又被皇帝反悔，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结果俺答愤怒，“遂大举内犯”，下石岭关，被迫掠太原杀死总兵丁璋等将领，“边患始棘”。

随着时间推移，每当俺答宣布停战并遣使至大同请求通貺，他都遭遇相同命运，有些使臣刚到便被杀，有些运气好一些但仍无法通过朝廷门槛。这一过程持续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他率军入寇，大败总兵张达林椿等人，但最终只得撤退。这一次失败让他意识到必须改变策略，所以他开始寻找其他途径获得物资，而不是仅靠战争或通貺。

然而，当他的使者再次抵达北京城下要求开马市时，他却遭到了拒绝。此刻，权力斗争中的奸相严嵩看清形势：“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饱将自去，以坚壁为上策。”于是仇鸾命令远离敌军，将老百姓杀掉冒功，同时联络俺答允许其开马市。不过尽管如此，当熊文灿提出了开放马市计划的时候，不少忠臣，如杨继盛，都强烈反对，并试图阻止这一政策实施。

最终，在隆庆四年（1570）9月的一场桃色事件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当把汉那吉投奔明朝后，她所引起的政治风波成为打开双方沟通渠道的大门。王崇古、方逢時聯名奏请接纳把汉那吉，並借此機會爭取與俺達開啟馬市實現長久和平。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份希望最終化為泡影，因為雙方對於彼此漸漸形成深刻敵意，而戰爭繼續進行近20年直至終於有一天，由一個偶然發生的桃色事件結束，這個故事也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