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壮悔堂文集》中总结出了明末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通过基层结构的变化，走向没落的周期性规律。这个规律可以称之为“良民淘汰制”。出现“良民淘汰制”，是因为“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者七。”于是富裕的百姓，就争相出金钱入学校，他们和日后得了一官半职的人，还有做了吏胥的人都可以免除苛捐杂税。如果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逃避了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不难想像，这样恶性循环就开始了。最后，只剩下那些最没有办法的百姓了。他们的命运就只能不死于沟壑，就只好相率为盗贼了。然后，天下大乱，以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
与“良民淘汰制”并行的是“良官淘汰制”，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封建集权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明亡后，我和其他名士们，如方以智、陈贞慧、冒襄等，都选择隐居或出家，以逃离世间纷扰。但是我不同，我于顺治八年参加河南乡试，并且中副榜。这引来不少世人的评议，其中梁启超批评我的晚节不保，但陈寅恪则认为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应试，他说：“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便勉应乡试，只是中副榜而已。”
因此，我参加乡试应该是为了避免不必要骚扰，以便专心致力于研究学问和进行思索总结，将我的文学才能发挥到极致。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可以对历史有所贡献，让我的存在值得人们铭记。在商丘老家三十五岁重新回到这里，也许从此除了思索一些问题外，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但这正是我追求真理的一部分，无论未来如何，都将坚持下去直至生命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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