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侯方域，是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的“海内名士争与之交”的“四公子”之一。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了我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广为人知。我自己写的《李姬传》也写出了李香的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
我还有一个贡献，是在《壮悔堂文集》中总结出了明末——也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社会通过基层结构的变化，走向没落的周期性规律。这一个规律可以称之为“良民淘汰制”。出现“良民淘汰制”，是因为“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 之，而百姓一，而加者七。”于是富裕的人们，就争相出金钱入学校，他们和日后得了一官半职的人，还有做了吏胥的人都可以免除苛捐杂税。如果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逃避了的一份额度，加于剩下的九人，不难想像接着有人会去做个游民、会去出家、有人会投靠权势者当起了弄臣狗腿子甚至不惜当太监。不仅比较强悍被压迫者急着要成为压迫者，只要可以逃避就干什么都行了。恶性循环最后剩下只有那些最没有办法的人们了。他们命运只能是不死于沟壑，就只好相率为盗贼了。然后天下大乱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新轮回。
与“良民淘汰制”并行的是 “良官淘汰制”，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是封建集权不可避免结果。而明亡后，“四公子”中方以智出家为僧、陈贞慧和冒襄也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余年或者隐居不出，我却于顺治八年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这引来世人的评议。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批评我的晚节无聊，但陈寅恪则认为是我不得已而应乡试，以保全家族而已。我所著《壮悔堂记》，其时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为此命名取义于此。但有人讥讽我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这实则对我的遭遇缺乏理解。我这一前朝遗民，在三十五岁回到商丘老家，或许除了思索一些问题发挥文学才能，再无他事可做，所以参与乡试或许是为了专心致力研究学问进行思索总结完成我的作品需要的一个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