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置身于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长河之中，那里的诗书被尊崇为至宝。古人如黄庭坚所言，“面目可憎也”，若不读书，便是浅薄无聊。而在百业之中，读书成为了尊贵的象征，韩愈在《进学解》里描述自己如何孜孜不倦地研读六艺和百家之作，这种苦心兼具了对知识的渴望与对天道的追求。
然而，在这个充满了对诗书高度推崇的时代，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历史上的另一面：焚书坑儒。在秦始皇的大力支持下，不仅烧毁了大量文献，还诛杀了一大批有识之士。这种极端的手段虽然旨在巩固权威，但却无法阻止那些被禁止的作品流传开来，因为它们往往包含着人们深切的情感和智慧。
朱元璋这一代帝王，也尝试通过八股取士来控制文化，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培养出忠诚、服从的人才。但这实际上限制了思想自由，使得文学创作变得僵硬，缺乏创新与深度。清初粤人廖燕曾经评论说：“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矣，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他指出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性——都是为了控制思想，而非真正关注知识本身。
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时，我们不能帮助朱元璋去理解孟子的仁政思想，只能用一种幽默的心态去看待那位颇为严厉但又好奇心强烈的帝王。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行为其实是在反复证明那些他试图消除的话语——关于民众权利、君主责任以及社会正义等主题——正是最值得我们珍视和传承的一部分。这便是我们的任务，用理性的思维去超越个人偏见，用宽广的心胸去容纳不同的声音，让历史长河中的自由蓝天永远不会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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