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被称作商帮。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闽、粤十大商帮。

晋商和徽商兴起于贩盐获利之中，陕西商人也不例外。明代陕西行省包括甘肃地区，不仅地域辽阔，还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而且关中八百里秦川又盛产粮食，使得陕西商人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此外，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让陕西商人有了一条致富的新途径。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因此鲁商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从汉始，“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但由于被排在末位，鲁 商既想赚钱，又不想失去地位，从而决定走上了以末(Commercial)致富，以本(农业)守之封建经济道路。

洞庭湖东侧与太湖相邻，是一个交通便利且物产丰富的地方，所以洞庭湖畔的洞庭湖地区成为一处重要的商品流通中心。他们利用这个优势进行米粮和丝绸布匹等商品的大量交易，并且在鸦片战争后，在上海发展金融业，如买办业银行业等金融实体，以及丝绸棉纱等实业，这些都使得洞庭湖地区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他们开始将手头资金投入到工业生产中，从而实现由纯粹的贸易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变。

龙游虽然位于偏僻，但却具有开放的心态。在明清时期，这里的居民通过经营典当借贷等方式来稳定收入，同时也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和矿产开发。这使得这块区域的人们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并逐步发展自己的事业。当时人们就有这样的说法：“钻天洞庭（指其精湛技艺），遍地龙游（指其广泛影响）”。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由此拥有经营的地缘优势，那里的居民自然也多从事经销业务。在清代南方钱庄正是由宁波籍主体与北方票号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传统金融体系。而鸦片战争之后，宁波作为一个迅速适应近现代化要求的地方，其企业家们把握住机会，将原有的财力注入进新的近代工厂化生产领域，使得宁波成为全国著名的十大帮之一。

江右，即江西省境内的人们，他们因为人口密集但土地不足，只能依靠经常性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产品来维持生活，因而积极参与到各式各样的经销活动中。但由于官方朝贡制度以及禁海政策限制，对于海外贸易来说难以合法进行，因此闽越南及其他沿海诸国之间走私活动频繁，而福建则成了走私者最主要的地盘，有许多据点收购并销售走私商品，这些都让闽越南及其他沿海诸国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情报网络。

广州府附近的小镇佛山也是广东省内的一部分，它们同样活跃在国内国际货物交易市场上，一方面通过对东亚国家如印度支那半岛、日本、新加坡等地方进行远洋航行取得巨大利润；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中国内陆城市如北京、大连、高邮等城市提供各种货物服务取得收益。而到了19世纪初期，当上海成为全球最大的通风都会的时候，最强大的买办力量已经掌控在广州人的手中，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状况会发生改变，最终不过是一个短暂现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