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五年的秋天，北京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一个石匠去世后，其丧事成了京城上流社会的热门聚会之地。达官贵人纷纷前来吊唁，甚至内阁九卿也派代表前往致哀。这一切都因为那个石匠生前承包了皇家工程，死后留下了不少财产，但由于没有儿女，只有义孙和义婿争夺遗产。于是，这两个男人各自拉拢权贵，以助自己争取更多。
结果是，每个官员根据自己的品级能够获得500到2000两银子的酬谢，因此自然而然地大家都急切希望得到这个机会。在这场丧礼上，一位名叫陈浩的詹事府詹事竟然沉迷其中，不愿离去，将近数天时间都在那里陪伴着死者家属。
当时任皇帝的乾隆大怒，他痛斥那些身为大臣却向一介出身微贱的人低头拜倒：“你们如果不能自爱，那么作为国家高级官员又如何呢？”（《清高宗实录》卷129，乾隆五年十月下）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个小插曲。从古至今，中国士大夫们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随着封建社会末期的到来，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而“士不知耻”的现象成为了封建晚期严重的问题。
嘉庆初年，有学者洪亮吉曾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龚自珍则更直接地说出了“士不知耻”。
试想一下，在那个时候，即便有皇帝尝试整顿士习提倡忠节，也未能挽回局面，因为这些问题正是他们所造成并且希望看到的一种现象。当时人的信仰体系崩溃，使得尊王攘夷、忠君爱国这一儒家思想重要内容变得无关紧要，而只有拥护新政权才能获得荣华富贵。这使得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的立场与道德观念，他们开始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于公私之分。
此外，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极端手段，如打压朋党等行为，以及对文人进行剪发易服等待遇，这些措施进一步摧毁了士人的独立性，使其成为奴才般存在，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古史钩沉论一》，见《龚自珍全集》第20页），人们只好甘心做奴隶般生活下去。
最后，由于清朝官僚体制中的赏罚升迁完全依赖于皇帝或上司的情感，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服从的心态。一旦无法获得他们的心悦诚服，便可能被排斥掉。此种环境下的政治斗争，让一些人才不得不变本加厉，以媚术取胜，或许连自己都不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尊严与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