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又无儿女，义孙义婿争执不下，所以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而前去祭吊的官员可按品级分获500—2000两的酬谢，因此众官僚自然趋之若鹜。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数天。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大骂：“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这些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清高宗实录》卷129, 乾隆五年十月下）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在古代社会中，由于封建制度的限制和统治者的压迫，对士大夫们来说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变得异常困难。这段时期，一些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的大臣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以此表现出了“士不知耻”的现象。
嘉庆初年的洪亮吉曾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史稿》卷356, 《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这一情况概括为“士不知耻”（《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这表明当时许多人的行为已经到了失去基本道德底线的地步。
然而，这种状况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当时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当时的儒学信仰体系崩溃，使得忠君爱国者受尽苦难，而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所依赖的儒家的正统价值观失去了支撑力。此外，即便是最有权势的人，也无法避免被彻底摧毁，他们只能成为皇帝权力的工具，最终导致了一批又一批有才华但缺乏坚定立场的人民沦落成无知无觉的小卒。
最后，这种环境还使得整个官僚体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态。一方面，由于奖罚升迁完全由皇帝决定，以及上司好恶掌握着一切力量，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皇帝或上司的心意；另一方面，由于俸禄极低，有能力和勇气维护自己名誉的人很少能够活下去，只有那些愿意屈服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因此，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士不知耻”并不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当时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回望过去会感到如此痛心，因为它揭示了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如何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尊严，并且这种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