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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士不知耻原来他们只是穿越者误入了历史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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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又无儿女,义孙义婿争执不下。

于是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前去祭吊的官员可按品级分获500—2000两的酬谢。众官僚自然趋之若鹜。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数天。

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对这等情景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不仅不自爱,其如国体何!”(《清高宗实录》卷129)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他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

有明一代,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这种丑态毕现。在嘉庆初期,有学者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龚自珍更明确地将其概括为“士不知耻”。

清朝皇帝对此似乎也深恶痛绝,但当时士不知耻的局面恰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这每一步都反映出这一点:首先,当时儒家信仰体系崩溃,使得尊王攘夷、忠君爱国失去了意义;其次,加强皇权导致对独立人的摧残;最后,由于低俸禄与腐败现象相结合,使得许多公职人员为了谋取利益而变得无耻透顶。

这样的情况使得那些未失节者的气节难以维持,而已失节者则索性没有任何顾虑,更无法挽回这种状况。而这些皆被视作封建晚期严重问题之一。在这个时代,“士不知耻”的真实写照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揭示了一段充满讽刺与悲剧历史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一种幽默感,那是一种对于荒谬与混乱所进行的情感上的释放,是一种面对历史困境后的抗议表达,也是人们在逆境中的智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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