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祯皇帝在煤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朝中文武百官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选择投靠新政权，还是与其主君共赴黄泉？当时的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官员数量不下千人，但愿意为明朝殉难者仅有二十八人，其中包括二十一位文臣和七位勋戚。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范景文，他曾任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是河北吴桥人。尽管他仕途坎坷，一度被削籍，但在1643年得以重返政治舞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范景文深知大势已去，便写下遗书，“赴双塔寺旁古井死”，终年58岁。他是唯一一位殉国的大臣，而其他同僚如魏藻德、陈演、李建泰则未能跟随他走。
除了范景文外，还有许多官员也选择了殉国，如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他们都是为了保持忠诚而做出的极端决定。李邦华曾劝说崇祯帝南迁，但遭到了给事中的反对；而在李自成进城后，他却走进文天祥的祠庙之中，从容自缢而死。
至于勋戚们，他们作为明朝开国功臣及皇室亲属，与明朝命运休戚相关。但是在大难来临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钱相助，比如崇祯帝岳父周奎。而那些真正留心国家存亡的人，比如襄城伯李国桢、新乐侯刘文炳等，在崇祯帝身亡后，也没有逃脱悲惨结局，只能陪葬其主公。
这些人的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们对国家忠诚的高洁品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上的沉痛与悲壮。正如《明史》评价：“景文等树义烈于千秋，荷褒扬于兴代，名与日月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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