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曾经是许多人喜爱的历史时期，因为那时的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武器，再加上明朝统治者一直坚持一种非常强硬，不容忍外来侵略的态度，这才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和喜爱。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明朝灭亡，明朝面对的是看起来并不比他们更强大却能夺取其领土的敌人，但为什么尽管拥有先进武器，明朝既未称霸反而走向了灭亡呢？

提到明朝被清代所取代，人们往往会责怪李自成，他的叛乱耗尽了大明国力的最后一线希望，使得满清有机会入主中原。但实际上，大明对清战争失利真的仅仅因为两面作战吗？

事实上，大 明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辽东军，其总数达到了12万，而全国所有物资都优先供应给辽东军。但即便如此这支精锐部队为何迟迟无法剿灭区区百万人口、兵不过10万的人满清（建州女真虽然是渔猎民族出身但已游牧化，以骑兵为主，火器获取很晚的事）？甚至连袁崇焕都说过：“凭坚城用大炮不宜野战”的话语。

要知道，这是在17世纪，当欧洲各国和土耳其已经将步兵和炮兵作为核心力量使用，而骑兵由于火器广泛应用一夜之间从主导地位跌落变成了步兵附属品。在此前100年，大奥斯曼帝国利用火炮击败了曾经打败蒙古人的马穆鲁克骑士；60多年前叶尔马克只需840名哥萨克就以火力轻松摧毁了西伯利亚汗国。而欧洲骑士们在长矛加火枪战术下变得无用武之地。

在全世界游牧部落普遍遭遇溃败，他们要么沦为农耕帝国的附庸，要么被轻易消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何在大 明的情况特殊？为什么拥有众多先进火器却不能取得一场胜利？

大 明的大量死伤，无论是宁远还是北京保卫战，都依托城池防守反击。大 明的大量死伤，是不是真正体现了一场真正战斗？或者只是表演而已？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追溯到几个关键因素：首先，大 明虽然从第一次遭遇葡萄牙人开始不断引进西方最新型火器，但由于传统制度使得这些技术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大 明送出的西方新式武器表面光鲜亮丽，但是由於生产制度落后，这些武器往往只是金玉般外观内里败絮，一堆粗制滥造之物。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记载：“惟有火器，是我所长，但火器又有病痛……”他指出了问题所在——发来的枪管尺寸常与弹丸不合，使士卒临战难以装填弹药；有的发动装置有问题，即使怎么点也点不着；还有的一次射击质量参差不齐，有些高，有些低，只要沾水就失效。经过计算，每批合格率只有15%左右。这意味着，在战斗中，大部分残次品根本无法发挥作用，让敌人反杀也很自然的事情发生。

赵士桢总结道：“海外鸟铳精工，我诸夏不如”，原因就在于“风俗习尚使然”。每个国家都还保持着古人的寓兵于农意念，导致民间制造的手艺仍旧保留下来，因此制造出来的手艺当然是不精良。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公家承担一切，没有个人职业性质，所以匠作都不愿尽心致力；监造官员则专注节省成本，不节省则受到贬黜。一旦节省或贬黜，就难以执行法规。此种情形下，上下的糊涂行为，就足够让事情处理完毕，不必再去求索精工。

赵士桢进一步指出，由于民间手艺师傅卖给夷人极其精良，却只能供官府制造者制作粗劣产品。他认为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根本不会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的并不限于此，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传统制度造成这样的结果。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层更加深刻的问题，那就是观念上的保守ism。这一点可见于赵士桢针对北边军队对于鸟铳使用状况进行抨击：“北边巨勇剧，不耐烦剧，执称快枪三眼铳便利过于鸟铳。”他指出鸟铳命中速度远超弓箭和三眼铳，但是北边军队却始终拒绝更新换代，从而放弃了一种更有效的地面攻击方式。而且，对待新技术、新思想的心理抵触同样存在，因为许多将领以及一些官员认为汉唐时代没有现代科技依然能打赢仗，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也不需要改变什么方法来应对新的挑战。而焦勖早已证明过，“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

但是，由于是这样，又有些官员否认“奇技淫巧”的价值，他们相信只要汉唐时代就能解决问题，现在也不需要改变。如果不是这么回事的话，那么是否会考虑采用更多西方的大炮及专业人员呢？焦勖早已详细说明过西洋大炮如何超越其他任何工具。“神威”级别的大炮即使性能有限，小型枪械也一样缺乏照准能力，只能发出短距离的小范围射程，而且它们都是设计不好且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它们几乎完全失败。当你把这些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其实主要问题并非设备本身，而是操作者的素质，以及整个体系内部存在的问题，比如缺乏适应性的改革策略和足够积极探索新技术方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