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人生早期，曾经被誉为一代英才。万历皇帝的明朝，以言官制度而著称，这种制度鼓励大臣们自由发表意见，无论是国家的大事还是宫廷的小事，只要有想法，就能毫不犹豫地表达出来，不必担心冒犯皇帝。因为，即便是最残暴的君主也不愿意被贴上“昏君”、“杀谏官”的标签，这让他们实在无法忍受，最多就是遭到“廷杖”，即在言官面前狠狠打一顿而已。
因此，在明朝，言官们敢于立论唯恐不够激烈，语言也唯恐不够夸张，他们常常凭借捕风捉影、传闻中的小道消息来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关心的并非所提议是否属实，而是能否通过尖锐的话语来吸引众人的注意，一举成名。
看看明朝那些名臣，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这些言官的“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高拱等，大明帝国如果没有这些言官，它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给别人找问题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可以找到他的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也总能够和你联系起来。你活着的时候骂你，死后还要骂你，好像只有把你搞臭才能显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明朝灭亡于万历皇帝这个说法已经流传了很久。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万历皇帝在位期间30年怠政，“六不做”，即不郊游、不祭祀、不召见大臣、不批准奏章、不讲学术。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做呢？其实也是因为被这群言官不断地骂得无以复加。
敢于直接对皇上进行毫无留情面的侮辱，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为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就写了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是在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谗，而是一种人身攻击和诽谤侵害名誉。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一个革职为民。而从那以后，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方更是不绝如缕，对这种集体围攻般的暴风雨式谩骂，他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虽然受到革职，但后来的都没有任何处分。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他选择了躲避，他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说。我崇焕照样也是如此，被凌迟处死后，还有人继续叫嚷着他错过机会。而到了清军入关，那些南明的小王国还有几十万军队，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说话的人，却不是专注对付眼前的敌人，而是在继续说下去。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程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灭亡的大原因。我孔子的教导：“苛政猛于虎也！”在那个时代，那些说话的人，就是比真正威胁生命安全得更厉害很多。即使有勇气进忠告，有尽责公民义务的心态，本应是一件好事情，但当这种权力被滥用，当奖罚失去标准时，那种原本应该正直进步的话语反而变成了扭曲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手段。这或许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