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年间，内务府的太监给光绪报花账，说一个鸡蛋要三两银子。有一天，光绪见了翁同龢，就问翁老师早晨都吃什么饭?翁同龢说每天早晨三个鸡蛋。光绪感慨道：“老师您这一顿早饭就得九两银子啊，吃得起吗?”
《清稗类钞》上还有一个版本，把这件事放到了道光身上。道光问一个三朝元老吃的鸡蛋多少钱，这个元老更聪明，直接就说“臣少患气病，生平未尝食鸡卵，故不知其价”。最后一个版本来自《春冰室野乘》，主人公改成了乾隆，吃的鸡蛋最贵，十金一个。被乾隆问住了的大臣说自己早晨吃四个，乾隆说你怎么这么奢侈，他恍然大悟，补充说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蛋破蛋，所以我才吃得起，要是好蛋，我可不舍得买。乾隆这才微微点头。
根据统计，在咸丰年间，每年支出仅40余万两；同治初年，每年应放各款为十万至100余万两不等；到光绪中后期，每年实支银为143万两。这意味着当时内务府开支已经显著扩大，但真正用在皇宫里的食材预算仍然有限。在整个皇宫里，一年的食材总预算只有15万多斤左右，而其中包括大量猪肉、猪油和其他食品，因此可以推断出，对于皇帝来说，即使是在财政宽裕的时候，也很难保证能购买到高质量且价格合理的新鲜鸡蛋。
我们还可以这样计算，如果将一两银子的价值换算成制钱（1两等于1670个制钱），那么即便是一位普通百姓也能以极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数百个新鲜美味的小黄鸭子。而对于内务府那些做花账的小太监们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些小额交易上作假过度。
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者，他们也无法摆脱这个事实——即使他们拥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在某些基本商品上的消费能力还是受到严格限制。此种局限性，不管从哪种角度来看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制度经济体下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命运。不幸的是，这份命运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只会随着时间而演变，从而形成了一套复杂而又固化的地缘政治结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只能深切地体会到历史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些曾经站在人生的顶端，却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变得如此渺小的人们所遭受的一切苦楚与哀愁。
因此，当我们回望过去，看着那批曾经统治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时，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那些伟大的帝国之所以终究走向崩溃，其根源并非单纯只是由于它们缺乏足够多的金币去支付每一只珍贵小黄鸭子的费用，而是在于它们试图通过无休止地追求更多、更多，还有更多，以维持自身存在和权力的自负幻想，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毁灭。如果把这种现象比喻成一种病态，那么它就是一种名为“米虫”的病，它侵蚀了人的理智，让人们沉迷于物质世界中的虚幻游戏中，最终失去了对真相本身的感觉。但愿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些古老故事中学到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更不要谈及那些让人沦陷在空洞梦境中的愚蠢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