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对文明的划分是现代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议题。萨姆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和谐》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和文化差异影响国际关系理论。根据他所设想的这个框架，世界上的国家可以被分为不同的文明，每个文明有自己的历史、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这些都是非常稳固且难以改变的。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科技发展这一领域，我们会发现它正在迅速地推动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甚至是我们的身份认同。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的普及，信息交流变得更加便捷，而人们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也在不断加深。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些技术能够缩小文化差异，那么是否还需要依据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划分来理解国际关系呢？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在一些人看来，即使科技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但人类本质上还是由其历史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以及生存习惯所决定。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些根深蒂固的地理区域性或者宗教性的差异，就很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比如恐怖主义行为或其他形式的小规模冲突。
但另一方面，有一些评论家认为，无论如何，“文明”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他们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人的身份越来越多元，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域或文化。而且，这种多元化也是未来世界趋势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基于地理位置划分而来的“文明”划分来说，它们很可能逐渐失去实用性。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科技导致了一些地区间隔阂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例如，大数据分析虽然能帮助了解不同群体之间的心理状态和需求，但这并不自动消除各自对权力资源争夺中的竞争欲望。这意味着即便是在跨越传统边界进行合作的情况下，也仍然需要一种更为灵活和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使得各国能够平等协商并寻求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从技术发展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亨廷顿对文明的划分提供了一种解释当代国际关系复杂性的工具，但它本身也面临着挑战。在未来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有效管理好各种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不同国家间的问题，那么既不能简单忽略掉那些由于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情感或心理障碍，同时也不应忘记那些新兴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它们有能力让我们的世界更加接近共通性，也许最终超越了原有的“文明”分类之外。此刻，我们正处于一次巨大转型过程中，而如何将这些转型机遇转化为促进全球团结与繁荣的手段，将成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一个关键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