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土地和物价等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以显现，被一些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与宋代相比，它在商业化方面仍有很大差距。明朝整体来说，“铸钱当不出千万贯”，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这意味着尽管晚明时期的商业活动增多，但总体上还远未达到宋代那样的水平。
政府在放弃使用商业化管理手段，并尽可能简化社会组织机构的情况下，面对日益复杂的事务，却找不到恰当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更加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在现代人的观点中，我认为明朝应该用法律来解决的问题，都被归结到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原则如尊卑、长幼、男女来处理问题，以此来替代法律。这种以文人为主导，以道德伦理为标榜的社会，其虚伪和不切实际之处，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
可以说，这正是明朝全面抛弃技术，而用道德替代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过程，使得整个帝国变得过分依赖文人的智慧，从而导致了一个充满虚伪和不切实际性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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