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了谥号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一种纪念，更是一种对其生平和事迹的评价。从西周开始，谥号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它用几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一个人的一生，是好是坏都能体现出来。在唐朝时期，大臣们认为单纯以三言两语来表彰皇帝的功绩显得太过简短，因此谥号越来越长，变得更加繁复。如李世民，其谥号为“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字数虽多，但也反映了他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
到了清朝时期，甚至出现了十几个字以上的谥号，而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称呼方便起见，便逐渐改称为庙号。庙号则指的是供奉于太庙中的皇帝名字，其中太祖通常是指王朝建立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宋太祖赵匡胤。而太宗则多指第二代皇帝，如唐代宗李世民。
朱棣当初继位后，即洪武三十一年更名为洪武三十五年，并废建文之年，以此表示自己作为明朝第二位君主。但百余年之后，他的庙号竟被后人改换，从原来的明太宗变成了成祖。这背后的原因深不可测，让人不得不思考这一变化背后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而我们知道，明世宗嘉靖皇帝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君主，他迷恋炼丹术，对外界的事情并不怎么关心。但在面对无子嗣的问题时，他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权力欲望。他通过藩王身份继承王位，将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提升至兴献帝的地位，使其进入到昭穆始祖居中左昭右穆排列顺序内。但当他的父亲想要进入到七位之一的大型祠堂——太庙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按照传统习惯，不应该将自己的先辈放在血脉关系较远的人之前。
嘉靖虽然不同意尊他的生父成为兴献帝，但他并没有放弃改变家族谱系结构的手段。他提出了“宗升祖”的策略，让朱棣像创立者一样永恒不朽，同时让他的父亲能够安葬在合适位置，而朱棣则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被抬进祧庙。这样的安排既满足了嘉靖个人的利益，也维护了一定的家族荣誉和传统观念。在这场关于家族谱系和权力争夺的小游戏中，每一步棋都蕴含着复杂的情感和深邃的人性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