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国祚之所以能够延续至八百余年，首先得归功于西周初年的家武王和周公制定的制度设计。相比之下，夏商两代仅是中国王权的初创时代，其统治模式是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的方国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周能够从小邦中消灭大邑商，是因为这种松散的方国体制为其提供了机遇。
西周采取宗法分封制，将全国领土通过分封联系起来，使诸侯国家与周天子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义务-权利关系。这一制度对政权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井田制作为连接天子与诸侯经济纽带，对巩固王权也有所助益。
第二点，则是由周公定下的礼乐制度，这也是促进了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西周初年， 周公修订并完善了夏商遗留下来的旧制，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体系，从最高层次到最低层次都必须遵循这套制度。这样一来，在平民以上阶层中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对于加强整个民族对于王朝合法性的认同有着积极作用。
第三点，是东方区域军事存在和营建成都洛邑，为迁都奠定了基础。当犬戎攻破镐京时，周王室得以东迁到洛邑继续延续国祚，这也说明了早期规划对后来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四点，即使在虚君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轻易篡夺中央王权。这一点正好反映出宗法分封制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上具有双重性质。当一个地区出现危机时，它既可能成为一种束缚，又可能转化为一种自由空间。此外，由于虚君现象，没有哪个诸侯敢轻易挑战中央，而春秋战国时期即便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也难逃被群起而攻伐的命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方面是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如宗法分封、井田等，以及文化上的礼乐规范；另一方面则是历史条件下的巧合，如方国体制中的空隙，为西部小邦提供了消灭大邑商的大好机会。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尽管之后东晋南北朝再度发生过迁都，但直到现在，只有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才能确保其悠久且连贯地存在八百多年，不断流传给后世，以此证明它无疑是一个拥有深厚根基和广泛影响力的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