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繁华的晚明时期，文士们以其敏锐的心灵和强烈的耻感，通常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意接受他人恩赐。然而，这一时代似乎是一个例外，那些文人热衷于参加豪华的宴会，他们不仅爱去财主家蹭饭，还乐此不疲地享受着美食与高雅文化。这些派对常常是隆重而热闹，宾客云集，有的甚至邀请了百余名士子共聚一堂。

有一位名叫朱承彩的人，他家境富裕，却总是慷慨解囊，以款待文士和妓女。在中秋佳节，他举办了一场盛大派对，邀请了南京的一百二十多位才子，一起畅饮海水、品尝美味。此外，还有金銮者这样的豪门，他们原本只需为自己筹备喜宴，但他们更喜欢参加这种大型聚会，因为这样能与众多人一起分享欢乐。

王伯稠是一位才情横溢的人物，他虽然未能考取功名，但他的诗作却深受人们赞赏。他常年混迹酒楼，不论是否有请柬，他总是带上一张口袋和一副肚皮，在别人的家里大快朵颐。即使发布告示让他回家吃饭，也难以唤醒这个忘返之身。

王伯稠这般做派，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他的一首诗《凤凰》自嘲其身：“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尽管“沆瀣浆”、“昆仑芝”并非他所有，却仍旧贪婪地饮食。这类行为在其他朝代几乎难寻踪影，而晚明为何如此？这是一个谜题，我们无法准确解答。

晚明期间，不仅王伯稠这样的人很多，而且还有许多文人既不追求科举功名，也不会投身商业事业，或是在缙绅间游历，或是在财主家的门庭若市，或是通过写作卖画维持生计，比如吴扩人，这个人品虽好、诗名远扬，却也从来没有因为吃人的嘴短而刻意奉承财主或缙绅，只要有人摆开筵席，无论亲疏，都会毫无愧色地加入进去，并且放言傥论：“花晨月夕，诗坛酒社，宾朋谈宴，声妓会集。”

林春秀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的穷诗人，他每天都需要喝酒才能过日子，所以就去朋友郑铎家蹭酒喝。一旦醉倒，就开始狂乱无序地骂人骂世，即便给他提供酒喝的郑铎也无法阻止。但奇怪的是，这种情况持续三十年，如同一日似今日。而郑铎竟然甘心奉陪，不问出路，无怨无悔，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大度。

晚明时期，与往昔不同的是，那里的资本主义已经萌芽，“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即使书籍商毛晋也是文学巨匠，同时又是个书商；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则既是学者亦兼经纪人。这一切都显示出当时商人们的地位比以前高，而文人们也因此抬高了他们的地位。阳明先生王守仁曾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 商以通货。”将四民平等看待，为富贵者说话也不再有什么尊卑之分。

总体而言，那些傲慢往往源于轻视所致。在那个时代，由于官方对文人的态度冷淡，使得民间不得不接管养士的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家责任被转嫁到了民间，因此形成了民间养士新风。李渔带着全家的流浪生活向别人借钱借吃，从不脸红羞涩，而我们常笑语相讥，其实，这可能正是晚明遗风所在；清初大家金圣叹到王斫山处弄去了千金银两，说好归还却最后挥霍殆尽，然后把剩下的钱抢白给别人才算数，这种态度若放在前朝简直难以想象，对此可谓继承了晚明养士传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