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时期，文士们的生活态度与往昔有了显著不同。他们不再像古代那样对待食物，反而乐于接受他人款待，这种现象在当时社会中颇为罕见。文士们的心灵敏锐，他们的耻感比其他人更强烈，大多数宁愿忍饥挨饿，也不愿意接受“周粟”，即国家发给的一份公粮。但是，晚明时代似乎是个例外。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热衷于举办派对和宴会，不仅喜欢去财主家免费享用美食，还乐此不疲地参与到豪华盛宴中去。
例如，有位朱承彩，他虽然家境富裕却不储蓄钱财，而是经常邀请文士和妓女来家中共进晚餐。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他曾举行过一次大型盛宴，邀请南京的许多名士共同享用。此外，还有一次，他甚至叫来了四十余名妓女作为酒伴助兴。这一风气，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让人们对于文人这一阶层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家的饭菜，而更喜欢参加公共活动中的分享。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王伯稠这样的人物也应运而生。他既不考取科举职位也不追求经济上的成功，只是一心写诗，与朋友们饮酒作乐。当有人组织派对，无论是否收到了正式邀请，他都会带着自己的肚皮前往，从容大快朵颐。他还有这么一首诗：“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他的行为让后世难以捉摸，为何在晚明这个特殊时期才出现这种现象？
同样地，有很多王伯稠式的人物，他们既不是体制内的人，也没有加入资本主义萌芽的事业，或是在缙绅之间游走，或是在财主家奔波，或是卖画卖诗维持生计。他们过得简单，但又充满了自由，比如吴扩人的情况：他品德高尚，却“衣冠白巾”，口若悬河，“花晨月夕”、“诗坛酒社”、“宾朋谈宴、声妓会集”。林春秀也是如此一个自由撰稿人，但他的生活充满了困顿，最终只能靠蹭吃蹭喝来维持生活。而他的好友郑铎则无怨无悔地供养着他，每天给他送酒喝，并且三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他，即使面对林春秀的骂声也不退缩。
这些行为背后，是一种特别深厚的情谊和相互扶持，这种情谊跨越了家族之分，更超越了身份等级。在那个时代，商人的地位远高于以前，而文人通过赞扬商人的作品，使得商人们受到了尊重。王守仁提倡平等观念，将农民、工匠、商贩与学者并列，对任何职业都没有高低之分，这样的思想影响深远，使得文化界与经济界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因此，当我们看到李渔带着全家的打秋风问候，以及金圣叹借钱挥霍后拒绝归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行为，它们可能正是晚明特有的文化遗产所致。在那个时代，没有国库支持文学创作，所以民间成了文学爱好的新场所，而那些能夸耀其奢侈生活方式或提供免费资源的人，则成为了焦点人物。不过，看似轻松愉快的表面下，却掩藏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和社会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