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溯明朝人殉制度复兴的原因时，我们不仅要探究其与蒙古习俗的联系，还需深入分析理学对社会伦理影响的角度。事实上，明初的人殉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结果。
《沈氏日旦》中提到，“嫔御殉葬，夷俗也”，这意味着明朝继承了元朝对人殉的一些传统做法。然而，这种行为在汉唐以后已经被废止，为什么明朝又重新恢复呢？有人认为这是受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人殉习俗所影响。这一观点表达了一种文化融合论，即华夏文明与外来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形成新的社会现象。
除了这一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背后还有程朱理学过于强调忠孝节烈的道德规范。理学要求每个人都遵守忠孝节烈的道德标准，无论是皇帝还是普通百姓，都应尽力成为圣人。这可能导致了某些皇帝对于死后能够表现出极端忠诚和孝顺行为的情感期待，从而促成了人殉之举。
从历史记录来看，每一次大规模的人身牺牲都是由不同的皇帝主持，并且这些事件似乎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政治或宗教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不难发现一种规律：即使是在被视为“仁孝贤君”的君主如建文帝、仁宗、宣宗时代，也会有宫妃进行自杀以示忠诚。而那些被指责为残暴者的君主，如太祖朱元璋和成祖，则未曾实施过人身牺牲。
这种反差让我们思考：是否真的能将罪责归咎于单纯的理学思想？或者说，这是一场更加复杂的心智战役，在其中，一系列严格控制后的后妃们，被动地参与到这样一个“逆向”过程中去？
考虑到朱元璋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登基者，他重视的是民生工程，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权。他制定了《祖训》，通过各种严密制度来防止宦官专权或外戚乱政。此外，他还特别注重教育女性，对后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她们干预国事或背叛他。这一切似乎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子孙会继续沿袭这个恶习，但却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存在于他的政治遗产中。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一定程度上，是朱元璋对家族血脈安全以及帝国稳定的极端关注，为后来的这种传统埋下了伏笔。尽管没有任何史料显示他本人早已计划好三十八名宫妃必须死亡，但他的治国哲学无疑为此类悲剧提供了土壤。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当其他皇帝面临选择时，他们很可能受到前人的先例和教育上的影响，从而再次实施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业。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虽然理论上讲 明太祖朱元璋没有直接执行过宫妃三十八人的自杀，但是基于他对家族及国家安全保护意识，以及其建立的一系列严厉制度，对于未来几代皇室成员来说，其实际作用远比想象中的简单多层次。此间情形展示出的真正问题并不仅仅是关于哪位领导人物个人的决定，而更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结构内部如何将某些价值观念转化成实际行动，并最终造成不可挽回之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