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五年（1740）的秋天，一名石匠在北京去世，其丧事举行得异常盛大，达官贵人纷纷前来吊唁，甚至内阁九卿也亲自送帖致哀。这一切都源于那名石匠生前承包了皇家工程，因而死后留下了巨额遗产，但因无子女，义孙与义婿便争夺遗产，不断拉拢达官贵人以助自己的声势。结果，每位吊唁的人可获得500—2000两的酬谢，因此众多官僚争先恐后地前来。
詹事府詹事陈浩竟然忘记了时间，在丧家陪吊达数天之久。乾隆帝闻讯大怒，对这等行为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清高宗实录》卷129，乾隆五年十月下）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有清一代，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这些丑态毕现。
嘉庆初期，有文人的洪亮吉曾经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而龚自珍更明确地将其概括为“士不知耻”（《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对此情况，即使皇帝也深恶痛绝，他们试图整顿士习，以提倡忠节希望能让士大夫再次“人各自爱”。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当时这种状况恰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在鼎革之际，由于尊王攘夷与忠君爱国失去了意义，只剩下权力斗争，那些原本应该坚守正道的人心中充满迷茫，他们开始寻找新的道路。而当时政治环境下的腐败，使得那些真正愿意保持独立精神的人愈发难以生存。
最后，在那个时代，“一种必然导致‘士不知耻’的情况出现了。那就是官僚体制本身。”这一体制主要特点包括赏罚升迁由皇帝或上级决定，以及俸禄极低无法维持生活，这种环境里，不仅会产生许多奸诈小人，而且还会削弱那些尚存正直之人的力量，最终形成了一种人人皆需媚上求福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