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的学术氛围与欧洲近代科学兴起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科学职业化意味着将洞悉自然奥秘的科学视为一种为世界“祛魅”的事业。而在这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国家社稷的大计，而非追求纯粹的科学研究。
晚明时期，内外交困导致社会和文化危机，这一背景下，一些士大夫提倡学问经世致用，但他们并未找到新的法宝，只是认定有用之学必当谋求“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东林书院这样的学术团体虽然强调讲习结合，但其活动更多的是针对朝政、人物进行批评和讨论，而不是深入探索自然科学。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虽重视经验实录，但他们并没有以科学为志业，他们许多人的努力都是为了应对悲惨困苦的生活环境而做出的。在这种环境下，“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而做学问”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尽管徐光启等人积极引进西方科技，并力主应用于国防和农业，但这些务实派的人们最终还是被迫关注国计民生的应用问题。
随着顺治帝统治下的严厉压制政策实施，对知识界的集会组织、言论出版自由以及社团活动都加以限制，使得原本就不充分的科研环境变得更加险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在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缺乏独立于封建思想影响下的创新精神，其重心始终放在了国家利益上，而非个人或集体对于自然世界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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