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华夏文明史，历来尊崇诗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黄庭坚则说，人不读书，肤浅无聊，“面目可憎也”。百业之中，读书为尊。其《杂诗》又说：“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流露出了点厌烦。如果说韩愈是偶感无聊发牢骚，其实文人骚客们刚日诵经、柔日读史，在早晨读五经诸子之书、夜间读史集之书、午间读闲杂之书。分秒不废孜孜不倦。
然而，我们一面是多如牛毛的倡言读书的高论，一面又是花样百出的焚書手段。治国瞧不起诗書，从古已然，如秦始皇“焚書坑儒”，清朝大兴，如云，将经典如《红楼梦》《水浒传》皆在其列。但往往是促进書籍流傳的強大動力，因为這些所謂的大多是很有意趣的書群眾喜愛它，你越禁止，它越流傳。
朱元璋在领域颇有创造性。这位和尚出身的帝王胸中墨水自然不多。他在《明实录》卷七四所载的圣谕《铁榜文》，琐言碎语，有重复冗杂之处，但晓畅如话。黄溥《闲中古今录》也载明太祖“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恐受冷落,进辞曰：“士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朱元璋深以为然。
但朱元璋觉得讀書人難以駕馭，他總不能把他們都砍了吧！治國又離不了文人。他冥思苦想，最终腦際異光閃現，再次發生變化——八股制度誕生了。在八股制度下，只能考試四書五經，並奉朱熹集注為圭臬，這樣做實際上限制了學者們對於歷史和社會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與批判，使得文化發展陷入停滯。
虽然朱元璋没烧毁大量文献，但他的这种行为其实比烧毁更多，让人们失去了真正阅读和学习知识自由空间，这种束缚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而那些被视为封建统治工具的人类智慧宝库，却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压抑，不仅让学者们无法真正在乎自己的专业，更使得整个社会对于知识与思想自由缺乏充分理解和支持，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一种“焚”吗？
因此，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时，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我們應該從這些歷史事件中汲取什麼？是否能從過去的一切錯誤中找到一些正面的教訓，用來改善現在和未來？这便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许正是在那个遥远时代，那个被称作土木堡的地方，就已经悄悄地萌芽，并随着时间不断地成长起来，现在我们站在这里，看着这一切，是时候给予答案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