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华夏文明中，诗书被尊崇为至高无上的文化遗产。从韩愈到黄庭坚，再到朱元璋，每个时代都有着关于读书的不同态度和看法。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读书的热爱与厌烦，以及对于知识与权力的深刻理解。
韩愈，以其勤奋和自我要求著称，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对待学问是如此认真，那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毅力，让后人敬佩。但同时，他也曾感慨地说：“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这种感慨透露出一种疲惫和厌倦的情绪。
朱元璋作为一个出身寒微、走上帝位的人物，对待士人有一番特殊的心理。他认为士大夫是一群难以驾驭的人，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强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提出“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这就等同于诛杀那些敢于批评自己的人。这一政策导致了许多才子的死亡，他们因言获罪而遭受极刑。
八股取士制度更是朱元璋的一项重要措施，这种考试形式虽然没有直接烧毁经典，但它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使得人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探索知识，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廖燕在《二十七松堂集》中评论道：“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只不过明巧而秦拙矣，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还有些人依然坚持着阅读。在清初粤人的廖燕看来，“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但即便如此，“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这说明，即使没有直接的压迫，也可能因为制度所限，而导致人们失去阅读和思考的兴趣。
总体来说，无论是通过烧毁经典还是通过控制思想自由，都无法彻底消灭人们对知识渴望或追求真理的心灵需求。历史上许多人物都有过类似的挣扎，他们试图找到平衡点，在尊重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智慧如何不断进化，同时也见证了一段段辉煌又悲壮的人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