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时期，宰相作为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其所行使的职权对于国家的政治和行政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元朝行使宰相职权的政府机构并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而是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背景、政治斗争以及制度变迁。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元朝政府机构结构，以及宰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元朝初期，蒙古帝国将其版图分为四个部分：大汗（忽必烈后来改称帝）、皇家、军事和民政。这四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官员管理，其中皇家部门负责中央集权与法治建设。而当时尚未设立正式宪政制度，因此没有固定的“宰相”这一位置。直到忽必烈建立大都（今北京）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人事任命体系。

到了忽必烈晚年，他开始推行汉化政策，并引入宋制，将原本以军事为主导的一国体制转变为更加重视文治和儒学的地方。他创立了中书省，即后来的翰林院，这是一个专门处理文书工作的地方，它实际上也承担起了一些辅助性的决策咨询功能。不过，在此阶段，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真宗时期，由于对内外形势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中央集权加强，出现了中书右丞、中书左丞等副手级别高达第二或第三位的大臣，他们参与国家重大决策，但仍然不能说他们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宰相”。这时候，大汗本人依旧是最高领导人，其下属有左右丞两名，以中书省总理公务，但这些官员更像是一种辅助者而非独立于大汗之外拥有高度自由行动空间的人物。

到了成宗以后，由于国内外局势不断变化，以及蒙古贵族与汉族士绅之间矛盾日益尖锐，不同派系之间为了争夺更多影响力而进行激烈斗争。大都督府成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它既包含地方军事统帅，也包括地方行政长官，这样的构造使得它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同时也能够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从而间接地影响着中央政策。但即便如此，大都督府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因为它主要还是执行命令和传达指示，而不是独立发挥决定性作用。

到了武宗末年，因为历次战争消耗巨大，加之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导致天顺之乱爆发。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一些要人如李思忠等出身高层但失意多年的老臣被召回执掌机密枢要，他们虽然能近距离接触皇帝，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依旧不能算作正规意义上的“宰相”。

再往后的明成祖朱棣通过北伐重新统一中国，并对原有的政治体系进行深刻改革。他废除南京、大都督府等机构，将其权限集中给予太子爷亲王等人物，使得他们成为实际控制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他继位之后，更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使得他的亲信获得极大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威胁——亲贵集团，如同过去那些部落联盟一样，对着君主形成压力。此时，“太子爷”、“亲王”们虽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却又不完全属于今天我们理解中的“宰相”，因为他们更多的是来自家族力量，与传统君主主义合二为一，而非纯粹基于职责履行者身份的地位。

因此，当我们谈论元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或者"首席顾问"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具体的情景，比如当时存在哪些政治架构、哪些个人或群体拥有什么样的能力以及它们如何互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看出尽管各类重要人物确实扮演过关键角色，但是就目前所知，没有一个特定岗位可以被划定为拥有绝对决定性的最后话语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元代，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都没有一个单一且稳定的系统，让某一个人或小组持有所有可能达到最终决策者的条件；每个阶段似乎都试图找到一种平衡点来维护秩序，并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但由于缺乏一个坚实可靠的人选居住在中心位置去引领这个过程，所以无法准确地说哪个人或团队持有最后的话语权。如果说还有什么可能性，那么应该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某个人短暂地占据这一位置，但这通常也是基于临时性质或者其他原因诱发的一种突破现状的手段，而且很难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