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万历皇帝面前，提出了一个观点：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讲究言论自由的王朝。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尽情地提出意见，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不必担心得罪皇帝。在明朝，即使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因为这样做实在让人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对这些言官进行“廷杖”——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因此，明代的言官们立论唯恐不够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他们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
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骂”过？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大明帝国如果没有这些言官，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当你罢官后还要骂你，你活着就骂你，当你死了，还要继续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他提出了一个说法：被称为被骂死的是万历皇帝。他认为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是因为万历皇帝30年怠政，这种行为表现为所谓的“六不做”，即“不郊游，不建庙宇，不主持朝会，不见客，不批奏折，不讨论国家大事”。这可能也是因为被语言攻击导致的一种结果。
敢于直接向皇上说话，没有任何顾忌地说话，在中国历史中，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撰写了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是在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一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人物。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更像是对人的侮辱侵害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一句革职为民。而从那以后，对万历皇帝进行无端谩骂数量级增加了。这次围攻如此猛烈，那些没脾气的人只好装聋子；那些有脾气的人选择逃避；最后，有些甚至选择了沉默，如同躲避灾难一样。到了崇祯时期，当整个国家危机重重的时候，即使袁崇焕这样的英雄，也无法幸免于这种待遇，被凌迟处死之后依然有人继续那个声音。清军入关后，小小南明的小国都已经崩溃，但那些曾经的大臣仍旧专注于内讧，并且不断地继续这个恶性循环。到这个程度，大明只能灭亡。当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在那个时代，这些语言攻击比起虎更可怕。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即便勇敢者也有可能倒下。而勇敢进谏应该是个好事情，但当它变成了放纵，无端奖励和严厉惩罚混杂在一起，它开始扭曲原来的目的，最终干扰到了整个国家机器。这或许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