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人生中遇到过无数次的挑战和困难，每一次都是从言辞的锋芒中开始。他知道，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王朝，特点就是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出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因为在明朝，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因此，他明白，在明代言官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
看看明朝的名臣，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大明帝国如果没有这些言官，他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
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你总能联系到他；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你总能找出他的踪迹。你活着骂你，他罢官后还要骂他；死了还要骂他，就好像不把他搞臭，就显不出这些 言 官 的水平。
有人说，是因为万历皇帝30年怠政，被称为“六不做”，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庙，不朝见，不批文书，不审案件，不讲学问”。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一段辉煌时光，但万历为何突然要这样做呢？其实也是被这群语言尖锐的人物影响到的。
敢于骂皇上，无情地指责，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的《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大帝。在他们看来，这不是进谏，更像是人身攻击诽谤侵害名誉。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从那以后，对这种群狼式围攻暴风雨式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背了革职处分，但后来的更是不受制约，他们甚至连处分都没有得到。而且，这些事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即使到了崇祯末年，当清军入关，小王国成立时，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那些仍旧专心继续进行这样的活动直至最后一个字句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忠诚的大臣都被这类批评所摧毁，而那些真正能够帮助国家振兴的人则因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而选择离去或早早死亡。这一切都让我们不得不好奇：勇于进谏确实是一种美德，但当其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人们变得愈发狡猾和冷酷，从而严重干扰国家机器运行，那么又该如何平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