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力图实现大一统的朝代初期，都总是渴望四方宾服。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即位之初，便派遣使臣携带国书赴日本，表达了两点意愿：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要求他们解决扰乱明朝边境的倭寇问题。然而，在使者送去国书后，日本不仅未有来朝贡的情形发生，而是在抵抗下甚至砍去了使者的脑袋。这等于是小小岛国对天大的泱泱中华帝国进行了羞辱。朱元璋因而恼羞成怒，并扬言要出兵，以征服日本为目的。
面对朱元璋的战争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以其机智和坚定回应。这封回信既给予“天子”面子，又暗藏着强硬立场。尽管如此，小小的日本敢于杀害大明使臣，这与当时两项历史巨变紧密相关。一为南宋灭亡，一为日本抗击元军。
在南宋时期之前，中国曾是日本心目中的榜样。在宋亡之际， 日本举国哀悼，这体现了他们对于华夏文明的情感深厚。而随着元朝建立后，即便忽必烈发动两次海上侵略，但最终都因台风被摧毁而失败。此后的抗击蒙古军队，则增强了日本自信，对中国失去了崇拜之心。
百年之后汉人复归成功，但新兴的明王朝已不再被视作正统地位上的继承者。在朱元璋眼中，他鄙视那些他认为无道的小丑——如同他的敌手、日本。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大明与日皇之间剑拔弩张，却又始终没有真正开战。面对这样的局势，与其说由“战略眼光”决定，还不如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心理战术和力量平衡考量在起作用。
追溯到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当时的怀良亲王认为，大明作为一种力量，其对外扩张能力极其有限，从未有过征服海上岛国、展示海战胜利经验的情况，所以，他相信朱元璋不会轻易采取行动，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责任——即便如此，他仍然选择以牙还牙，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对方：“如果你想打，那我们也可以。”
事实证明，就像怀良亲王预料的一样，无论如何激烈的话语，最终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不知是否因为害怕重蹈覆辙，或许只是韬光养晦，不愿意让双方陷入更加深远的问题。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留给人的丹书铁券，其中规定将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伙伴—Japan列为“不可征伐之地”。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回尊严—既然对方已经称我为“天子”，那么我也就宽容一些，不再追究过去的事情了。
此举似乎表面上显示了一种宽宏大量，但其实也是出于无奈—我不惹你，你也别惹我。大明时代虽然比现在更有权力优势，比如经济、人口等多方面都显著高于那个时候的小小岛国，但从两个国家相互施加压力的角度看，他们之间几乎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状态。这意味着尽管名义上大清仍旧是一个超级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们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均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