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年号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标记的符号，它们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紧密相连。尤其是在朝代交替或者动荡不安的时期，年号的变更往往反映了一个新的政权成立或者旧政权衰败的情况。在明朝后期，由于内忧外患，特别是南京失陷后的一系列战乱和农民起义，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短暂且非正式的年号，这些年号虽然没有被纳入正规的“明朝年号表”，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特殊历史阶段的一个缩影。
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些最为人所熟知的大型农民起义——三大浪潮中的最后一波，即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在攻占北京并废黜崇祯皇帝之后，在1644年的10月30日宣布建立“大顺国”，并定下了一个名为“永昌”的新年号。这一年也被称作“万历四十五年”，因为它是在万历皇帝登基后的第45个完整纪元之中。但很快地，大顺国就遭到了清军灭亡，最终，“永昌”这个名字只是停留在历史上短暂的一瞬。
接着我们可以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隆武帝朱由检登基。他以隆武作为他的第二个年号，并在这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他晚年的荒唐行为以及满族进攻，他不得不逃离北京，最终导致这一段时间只用了三年而已。因此，“隆武”这个名字成了人们对于那段混乱无序年代的一个标签。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那就是崇祯十四年的末尾，当时为了应对严重的饥荒问题，崇祯皇帝命将原来用于赈灾用的钱财改名为“赈灾银”，同时规定从1659岁开始计数，因此这一段时间被称作“崇禎赈银”。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年號。
这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名称，与官方记录中的明朝其他正常流通的year number形成鲜明对比。它们揭示出当时社会经济困难，以及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而这些情况又进一步加剧了已经恶化的情势，使得整个国家走向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这些间歇性的、未能进入正规历史记录中的名称，我们可以从侧面窥见当代人民生活状态及其政治局势如何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计量时间的心理体验。
总结来说，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人口统计系统，而其中最著名的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等文献，其中详细记载着各个朝代及其主要官员活动的一切事迹。尽管如此，有一些小规模战争或者地方性事件，都可能会因为缺乏中央政府控制而无法得到全面的编纂。这类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些未被普遍认可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型、区域性或非正式的名称，他们对于理解某一特定文化环境下的实际情况至关重要，也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度过那些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隐藏于幕后的故事重新浮现出来，将不仅是对过去一种新的认识，也许还能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并预见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