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政论家崔寔以其深邃的思想和不畏强权的勇气，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他字子真，又名台、元始，以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为他的根源。崔寔曾经担任过郎中、五原太守等职务，并参与了撰写本朝史书《东观汉记》的伟大事业。在那片被历史厚重的云雾笼罩的大地上，他敢于直面黑暗，用自己的笔触抨击那些昏庸无能的统治者。他的主张是国家制度应当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不应盲目追求旧有的模式，他用这句话来警示人们：“决不可‘背急切而慕所闻’”。他留下了一部著作《政论》，尽管全书已散失，但其中一些珍贵的内容得以流传至今，在《后汉书·崔□传》和《群书治要》中继续发扬光大。
除了《政论》，崔寔还有另一部重要作品《四民月令》，遗憾的是，这部杰出的法典也消失在时间长河之中，只有少数零星内容保存在后世之中，如同一粒璀璨明珠，被收入了《齐民要术》这本宝贵文献之内。
当我们探讨崒寔关于法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他对刑罚与德教这一重大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即刑罚和德教都是达到治理社会目标的手段，而它们使用的情况则因时而异。当时正值百王交替、厄运相继，这是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因此必须采取严格的手段来维护秩序。因此，他赞赏汉宣帝推行严刑峻法，使得社会得以安定；同时，也批评了汉元帝过度依赖儒术进行宽松管理，这导致了西汉王朝走向衰败。
另一方面，崆寔坚决反对频繁赦免罪犯这种做法。这一做法虽然看似缓解了阶级矛盾，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只不过使犯罪行为更加肆虐。他认为“赦以趣□,□以趣赦”，即不断地赦免罪犯只会导致更多的人轻视法律，从而进一步加剧犯罪率。此外，由于这些不必要的赦免，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越是频繁赎罪，就越难控制犯罪现象。因此，他主张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考虑颁布大赦，并建议至少隔十年才一次，以此来确保法律威信不受损害，同时有效抑制犯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