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节度使的权力如同一颗巨大的星球，将周围的藩镇牵引而去。他们自行选拔将领，甚至让部将代为自己统治，以至于节度使家谱被世袭，这是唐廷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也是权力的无尽膨胀。在安史之乱之后，这种现象愈发严重。
对于唐廷来说，安史之乱犹如一个无法逃脱的梦魇。当玄宗在长安失守时，他仓促逃离，不顾江山阻险，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玄宗设立了河南、河中、山南东道等多个藩镇，让皇子遥领这些地区，以增强地方军事自主权。肃宗继位后，更推动了内地的藩镇化，以达到以藩制藩的目的。
为了加强关中的安全和遏制叛军势力，还设立了汴滑、郑陈等镇；为了阻止叛军南下，又设置了淄青平卢等镇；为了控制江淮地区并保证财赋输入关中，便又设置了淮南西道等节度使。据统计，在肃宗时期内地增设的藩镇数量达40余个，其中四大道区（关内、河南、山南、江南）设置得最多，其目的是阻挡叛军扩散和渗透，以及稳定这些地区的情况。
然而，由于吐蕃侵扰，一些叛军残留势力被安置在河北形成所谓的河朔诸镇。此后，即便没有发生大规模增加或减少，但仍保持相对稳定的形态。这反映出代宗时期对藩镇采取了一种姑息政策，即尽可能维护局面，而不是进行大规模调整。
到了德宗统治期间，由于建中削藩战争和奉天之难，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这两次战役中，对河南省域及其他一些区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得该区域内有多个新增或废除的地方政权。此外，在奉天之难之后，为应对朱溉与李怀光等人的动荡，又在关内新设了一批观察使。但战后的很多新的机构也很快被废弃，最终导致了大量过剩且功能分散的地方政权产生，使得整个帝国走向割据末路，最终导致其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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