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非常显著,有人甚至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即便如此,这还不及宋代的商业化水平。整个明朝铸造出来的钱币价值连千万贯都换不出,只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总产量。面对社会事务日益复杂,而缺乏适当的手段来处理之际,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方式,将社会组织简化,对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空前的强调。用现代眼光看,这些问题本应通过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但在明代却将所有问题归结到道德价值上,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以此取代法律。在这样一个以文人为主导,重视道德伦理的地方,其虚伪和不切实际的情况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点。这正是明代全面放弃技术,以道德替代法律的一种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