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非常显著,有人甚至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与宋代相比,它在商业化方面仍然落后。据说,在整个明朝,只能铸造出一万万贯钱币,而这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这段时期,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方式,将社会组织机构简化,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却找不到合适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因此,他们开始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现代人的眼中,这样的做法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如民法典来解决,但明代却将所有问题归结为道德价值,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应对,以此取代法律。正因为如此,明帝国变得极度文人化,每处都以道德伦理自居,这种以道德作为国家基础的社会,其虚伪和不切实际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我认为,这是明代全面抛弃技术,以道德替代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