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非常显著，有人甚至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即便如此，这还不如宋代的商业化水平高。明朝整体来说，“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币量。这意味着尽管晚明有了较好的商业经济基础，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远远落后于宋代。
在政府摒弃复杂的商业管理手段，简化社会组织机构的情况下，它面对日益复杂的事务却找不到合适的手段来处理，因此更加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明代应该用技术手段，如民法典来解决问题，但它选择将一切都归结到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此取代法律。
由于整个帝国极度文人化，每个方面都以道德伦理为标榜，这样的社会，其虚伪与不切实际程度达到了一般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点。可以说，这正是明代全面放弃技术，而是用道德替换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系列现象反映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虽然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手段和制度支持，最终导致了这些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而是被过度依赖于传统的道德规范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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