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非常显著,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即便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然远不如宋代。整个明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这意味着尽管商业经济发展了,但货币流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在政府放弃使用商业化管理方法,将社会组织简化的情况下,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手段,就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用现代眼光来看,明代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如民法典来解决的问题,都被归结为道德价值,用简单的道德原则,如尊卑、长幼、男女来处理事务,以此替代法律。明帝国彻底文人化,每个方面都以道德伦理为榜样,这样的社会,由于过度追求道德,其虚伪和不切实际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点。
可以说,这正是因为明朝全面抛弃了技术,而用道德替换法律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结果。这一选择导致了一个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有效政策制定机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