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希望重振国运。然而，朝中党争依旧激烈，加之民间灾害频发、百姓忍耐力耗尽，最终多地爆发起义。明朝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其灭亡已是时间问题。当时，如果崇祯皇帝想挽救明朝，他是否能采取南迁救国的策略呢？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做法，但对于崇祯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他已经失去了民心。

崇祯皇帝曾经不是被吊死煤山，而是一次“南巡”，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逃避行为。在下文中，我们使用“南迁”这个更为中性的词语来描述这一事件。很多人认为，如果崇祯皇帝选择了南迁，即使条件再差，也能在南方建立一个割据政权，“偏安江左”的政治实体。

历史上确实存在这样的成功案例，如赵构的南迁建立了宋朝，司马睿的南迁则奠定了晋朝。这使得有人认为如果崇祯皇帝选择了这种路径，也可能建立起名为“南明”的政权。

相比福王朱由崧建立的那一段时期，“假如”是由崇祯皇帝主导，那么他的政权将显得更加合理和说服力。而朱由崧所建政权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其缺乏足够的人望；另一方面，当时便出现了一件太子假冒事件，这表明当时很多人对朱由崧统治持怀疑态度，即便他声称自己是真太子也不受欢迎。

如果当初是在崇祯手里进行，那么诸多人的称帝行为就不会发生，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争夺领导地位，因此整个区域内的情势将更加稳定和强大。

尽管如此，这些推测虽然美妙却不切实际。即使若真的能够通过亲自移往南方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仍然无法摆脱最重要的问题——民心问题。

事实上，大明走向末路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失去民心的地步。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边疆看。大约自袁绍焕被杀之后，将领们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无论何时都担心着自己的命运因此而受到威胁，所以他们纷纷投降满清或是不愿意抵抗。而那些未投降者，并非因为他们信任并支持著尊上的统治，而是在民族气节驱使下坚决抵抗，不愿意接受投敌作为一种耻辱或丢脸的事情的事实提醒我们，他们的心灵早已离开了中央政府的掌控范围。

其次，在中央政府内部也同样存在离心倾向。两个具体例证展示出这一点。一是由于财政困难严重，无力筹集军费，因此要求大家捐款；甚至后宫也献出了宝贵首饰用于战争。但结果，却只有极少数响应。这并不仅仅因为人们无钱，而更多的是因为人们不信任着中央政府，不相信这笔资金会被有效利用。一旦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大臣们几乎同时逃散，只剩下孤独的天子一人留守京城，这两件事物清楚地证明：官僚体系早已丧失对当前局势产生影响力的能力，只等待机会随波逐流而去寻求新的保护伞。此外，还有许多高级官员直接跑向李自成，以此表达他们对现行政策及领导者的绝望与背叛。

第三，从士族阶层看，对于那些衣冠流离的人来说，他们来自北方的大量移居到新的地方。如果要用这种方式去改变现状，那么这些士族是否会跟随着一起转移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可能他们选择归顺农民起义军，有可能与新地区中的其他士族产生矛盾，不愿意搬家至新地点。

最后，在普通百姓群体中，对于忠诚给予国家效忠所需付出的代价，以及日益增长税收压力的反感越来越深厚。大部分平凡百姓宁愿追随像李自成这样的人物，他们带来了某种形式上的解放和个人利益提升，而不是继续承受着沉重负担下的苦难生活。

总结起来，可以看到，即便采取极端措施，比如亲身前往较安全的地方以尝试恢复秩序，且设立一个新的支柱以巩固力量，但是这些努力都无法克服最根本的问题——人民的心灵已经完全迷失方向，并且彻底否定了任何关于中央帝国恢复计划的一切可能性。在这样悲观的情况下，与其期待实现奇迹，或许应该考虑更实际、更温柔一些的手段，以缓解紧张关系并寻找真正可行性方案。但遗憾的是，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行动能够阻止命运迅速落幕。在那片古老而又动荡的大陆上，被称作中国的大梦终于结束，它留给我们的，是一系列永恒的话题以及深邃思考空间，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探索未来的一份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