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某个清晨，利玛窦和徐光启两位伟人站在一起，他们的目光中透露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片被称为小站稻的土地，这片土地曾经是津南地区屯田种植的小屋，孕育了丰硕的粮食。
早在宋代，何承矩便提出了在“缘边”(今津南一带)屯田种稻的想法，而宋太宗则支持并实施了这一计划。元代，直沽沿海口一带继续进行屯田。到了明代，这些努力得到了更大发展。在永乐二年，大批移民来到津南开荒种稻，而弘治元年，丘浚又提出了进一步开发华北滨海平原的计划。
万历二十五年春天，一项名为“天津开田”的政策被提出：将沿海荒地分配给军民，让他们自行备工本尽力开垦，并且规定成熟后方可收税。这项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并使得小站稅成为一种重要来源收入。
汪应蛟任天津海防巡抚时，他注意到葛沽、白塘口等地有大量荒废的地界。他认为，只要有水，就可以耕作，因此，在万历二十八年，在白塘口和葛沽两处组织民众实行军垦民种5000余亩，其中水田2000亩，每亩最高产量达到四五石。此后，他陆续开发了津南地区各处，以江南围田耕作方法进行种植，并采用了一套独特的排涝系统，使得土壤盐分降低，为下一步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奠定基础。
当时，有诗人如华长卿，将这些景象赞颂于《十字围》中：“河水澄清红稻肥，田间燕子双双飞。葛沽遥接贺家口，土人相传十字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站稻不仅成为一种成功模式，而且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生产方式。明朝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因为修编历书而受到不满，最终来到天津，从万历四十一年至天启元年，他先后四次参与屯田工作，对其心得总结于《农政全书》中。他通过引入江南优良 稻 种，加强水利建设以及改良土壤技术，不仅提高了产量，还节约用水和资源，为后世留下宝贵经验。
此外，由于晚期战争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更需要稳定的粮食供应，所以再次出现重视屯田的事情，如张慎言提出的奏议，以及董应举管理新兴的事业，都体现出对农业事业重视与决心。而左光斗委托卢观象试办“屯学”，既能增加国家财富，也能让士兵们获得功名之路，这样的制度受欢迎程度高达六百亩增长至四千亩。
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小站稅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代表了一段关于如何面对自然环境、如何利用有限资源，以及如何创造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故事。而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过去的人来说，无论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它都是一份珍贵遗产，一份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学习和思考的问题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