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士的爱好不仅限于墨香书卷，更有着一股热爱美食的情怀。晚明时期，这种情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拥有一张脸皮黑厚，但整体而言，这一阶层的人格特点是并不喜欢吃无聊的东西。文士心灵敏锐，其耻感比其他人强烈，大多数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到手头能到的食物。但晚明似乎是个例外，他们热衷于搞派对，乐于去财主家里白吃白喝。在那里，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大快朵颐，被款待者笑嘻嘻乐呵呵，如同共享美食的大同世界。

明宗室后裔朱承彩豪爽施舍，他家里有钱，却不私蓄财富。他隔三差五地邀请文士和妓女来家中啜饮，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他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余位学子和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女作为伴侣。即使是那些拥有金銮宝座的人们，在喜庆之际也会放下尊贵，不到自己的府第就坐在席上，而是选择与大家一起蹭饭，因为在家里吃饭哪里有与大家一起分享美味更为愉悦？

这段时期，有些人如王伯稠，他考取了科举考试但未能成才，从此坚决拒绝再次参加考试，只专注于写作，与朋友们纵酒欢歌，无论是否收到邀请都带着自己的一张嘴和肚皮，山珍海味尽在掌握之中。他家的月光几经乏光，再怎么样发布公告“王伯稠，你妈妈喊你回去吃饭”，也难以唤回他。

这个王伯稠虽长身材俊雅、才华横溢，但他的生活却平淡无奇，只有薄田百亩自给自足，却常常不带分毫金银去别人家蹭饭。一上桌，他总是一副闷头大快口腔，不说唱个喏，也不做首诗，最少也要唱个莲花落。而这个王伯稠独特的是，只管闷头大快，没有半句客套话，一上桌筷子扔走，那声音只听见喉咙里的嘎嘎声响起，完事便离去了，从始至终，都没听见他吱声。

据说他曾写过一首《凤凰》的诗，是不是自喻呢？：“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渴饮沆瀣浆，饥餐昆仑芝。”沆瀣浆与昆仑芝都是非其所有的东西，但只要看到这些，就立刻饮用下去。这般做派，在其他朝代真是难得见到的，为何晚明出现这样的人？百鸟安敢猜？

晚明时期还有许多像这样的王伯稠，他们既没有进入科举体系谋求生计，也没有投身资产阶级产业，或是在缙绅间游走，或是在财主府第奔波，或是靠写诗卖画维持生活，比如吴扩人品行高尚、诗名远扬，“以布衣游缙绅间”，面对豪门巨贾也不怕穷酸，对钱财视若粪土，却依然能够享受宾朋谈宴、声妓会集的日子。

林春秀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的穷诗人，由于贫困，每天寻觅酒水以度日。一旦找到了，便随即狂饮直至醉倒，然后开始骂街。不过他的朋友郑铎并未因此烦恼，而是继续供给他酒水，并专门制作了一只杯具刻字“云波”供林氏使用，即使如此，每当林春秀醉后狂怒时，他仍旧挨骂不断，但是郑铎从未生气或感到疲惫，只为了让朋友开心而持续提供支持，这份慷慨无求，让人们惊叹不已。

这种关系在晚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文人与商人的相处融洽，使得文化艺术界与经济实力界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亲密联系。在那时代，即使阁老家族也不介意参与商业活动，而著名文学家毛晋既是一个书籍出版商又是一个藏书家的同时存在，又或者像冯梦龙那样既是文学巨匠也是小本经营者一样活跃其中。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社会环境，其中文艺流芳万世，与商业兴旺并重，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当然，此番景象亦因国之变迁而异。在清初，一位李渔带着全家的旅行团四处打探机会向人们索要钱财或食品，并且从来不会因为接受帮助而脸红羞涩，我们常常误解这一行为，以为这是他们缺乏修养；然而，这可能正体现出晚明遗风中的民间养士新风；甚至连金圣叹这样的文学巨擘，在一次访问友人的过程中竟然借用千两银子的巨额资金，还许诺归还却最终挥霍殆尽，将借来的银两抛弃掉，说出了“我已为君遣之矣”的豪语——这份轻松态度，如同置身不同的世界一般令人难以理解。而这一切，都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文艺创作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特别宽容态度，它超越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界限，让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萌芽相互融合，最终塑造出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那就是典型的晚 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