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久的华夏文明史上,诗书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文化象征。"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黄庭坚这样说过,若不读书,那就是浅薄无聊,“面目可憎也”。在百业之中,读书成为了尊贵的事物。韩愈在《进学解》中自我描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的生活充满了苦难和辛勤。
如果说韩愈偶尔感慨无聊发牢骚,那么其他文人骚客们则日夜诵经、柔日读史。在清晨,他们阅读五经诸子;傍晚,他们沉浸于史集之中;午后,他们翻阅闲杂之书,无休止地探索着知识的海洋。不过,这种推崇读书的情景,在西方国家并不常见,《圣经》里甚至提到“读书繁多,身体疲倦”,这种观点与我们头悬梁锥刺股、夏日萤火冬月映雪、凿壁偷光的精神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当我们深入历史真相时,我们发现这份对学习的热忱与严苛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古代中国,不仅有很多人的努力得到了承认和赞扬,也有一些强硬的手段用来控制知识流通。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不好文学,而《史记·陆贾列传》更是借助高祖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書?”秦始皇通过烧毁大量文献来巩固其权力,而对于那些敢于批评或拥有异议的人,他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
尽管如此,由朱元璋这样的帝王掌控下的封建社会,并没有完全阻止文化的发展。这位曾是一名僧侣出身的皇帝,对待文字并非特别敏感,但他却创造了一套独特而严格的考试制度——八股文。这一制度虽然限制了学术自由,但也促进了文化作品的大量产生和流传。
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八股文的问题首先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内容问题。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意义,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考试方式。”士人品格开始退化,而文学形式变得僵化,这导致创作活动停滞不前。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家依然能够找到突破点,如张潮在《幽梦影》的笔下表达了对未来可能出现具有新思想的人士的心愿:“遥计百年之后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见耳!”
就像廖燕所说的那样,“明太祖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只是明巧而秦拙”。“非焚也,是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因此,即使没有直接烧毁文献,但当人们失去了真正理解和欣赏这些作品的心态时,其效果同样显著。而那些真正具有内涵和深度的小册子,比如《二十七松堂集》,往往能引起人们深思,从而避免言行失偏颇,从沉寂中寻找坦然与生机。
我们的思考,是关于公平正义,是关于辽阔浩瀚,是关于那片永远不会褪色的自由蓝天,它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将我们连接起来,让我们的灵魂得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