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传统文化中，衣物不仅是遮蔽身体的工具，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和文化意义的象征。从沙勿略神父到利玛窦，每位传教士都通过改变自己的服饰，以适应中国社会，并展现出他们对当地文化的尊重与理解。
沙勿略神父，是第一个到达日本并尝试易服的人。他最初保持了欧洲修道士传统的黑色修道服，但后来意识到这种装束在日本并不被接受。因此，他开始模仿佛教僧侣的华丽装扮，以此作为与日本人交流时的一种手段。在拜访大内义隆时，他换上了天主教神父祭祀时才穿着的隆重服饰，大内义隆对他的装束非常赞赏，这表明了外观和服饰对于建立信任关系至关重要。
利玛窦则是在澳门学习汉语后，便开始探索如何以合适的方式进入中国。他首先自称来自“天竺”，这让人们以为他是佛教僧侣。当他入华之初，用中国僧侣异教服装易换神圣修道服，而后来再次改穿儒服，是为了融入中国官僚社会。在他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到了需要改变形象以获得在异地生存及传教所需通行证。
戚印平教授指出，利玛窦易服这一行为具有极其深远意义，它不仅体现了他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力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为了“为上帝争取人心”这一崇高理想而进行调整的心态。通过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行为规范，利玛窦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环境，从而推动耶稣会在中国地区的情报收集、宣讲活动以及未来可能发展出的宗教学术研究工作。这场跨越文明界限的大胆尝试，不仅展示了一代代传教士勇于探索新世界、开拓新路途精神，也成为我们今天学习历史、思考全球化交流的一个宝贵案例。(本文及图片由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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