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文明的长河中，诗书之尊被奉为至宝。自古以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黄庭坚曾言：“人不读书，肤浅无聊‘面目可憎也’。”百业之中，读书位列尊贵。在韩愈的《进学解》中，他自我描述为：“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这份苦难与毅力令人敬佩。
然而，在历史的长廊里，我们也看到了文化盛衰的反复。一方面是“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流露出的厌倦；另一方面是文人骚客们日诵经典、夜研史籍，不忘初心，以致头悬梁锥刺股、夏囊萤冬映雪等形象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
朱元璋时代更是颇具创造性。他胸中墨水虽浅，却能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这一制度虽然受到了士大夫们的质疑，但他仍坚持认为这是对人才选拔的一个有效方式。但这种制度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成效，而是在抑制了文化发展和思想自由。
八股取士政策使得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僵化阶段。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指出：“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这样的教育体系导致士人品格下降，并限制了个人思考和创新能力。
清初粤人廖燕则认为，“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他批评的是尽管朱元璋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烧毁文献，但通过八股取士，也达到了类似的目的，即使民众拥有大量文献资源，却因为束缚其思维，使他们无法深入探讨或表达自己的想法。
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教育体系逐渐被视为阻碍文化发展和思想自由的手段。而真正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激发人们思考与创新的精神，如孟子的仁政思想，即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不放弃追求公正与正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过去，对未来充满希望，为那片永远不会褪色的自由蓝天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