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人生中遇到了一段特别的时光，那是明朝的日子。这个时代以言论自由著称，设立了言官制度，让大臣们能够毫无顾虑地提出意见，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都可以直言不讳，不怕得罪皇帝。因为即便是最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被贴上“昏君”、“杀谏官”的标签。
因此，在明代，言官们提出的意见往往极端偏激，语言夸张，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能否凭借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和刻薄的话语来博取众人的赞赏，一举成名。
看看明朝那些知名的大臣，没有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所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等，这些人若没有这些言官，“挑刺儿”，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正常运转。
给人挑毛病总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再完美的人也能找到一点瑕疵，而陈小事情，就能与你联系起来。你活着时骂你，死后还要骂你，这样就显出了这些言官的水平。
关于万历皇帝让清军入关导致明朝灭亡的说法，也有一定的依据。大家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万历皇帝30年怠政，以至于出现了所谓“六不做”，即不郊游，不建庙宇，不参与朝会，不接见客人，不批准奏章，不进行讲学。这也是由于受到过度的诽谤影响，使得万历皇帝变得懒惰和无效。
敢于直接向皇上侮辱他的话语，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为最为突出。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就写了一篇《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他描绘成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简直是一个五毒俱全、一无是处的人。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而是一种极其恶劣的人身攻击。但最后给他的处分仅仅只是革职为民。
从那以后，对万历皇帝进行这种无端谩骂的人越来越多，对这种群狼式围攻和暴风雨式诽谤，他只能装聋子不理睬。而雒于仁虽然背了革职，但后来的都没处分。面对这样的情况，万历选择了沉默选择躲避，最终选择了“六不做”。
到了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最终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甚至在凌迟处死之后，还有人继续传播这些建议。而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有半壁江山，但是那些仍旧专注于继续“骂”，而不是处理眼前的紧急问题。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剩下灭亡的一途。这也许值得我们反思吧。
